试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1949年刚从大陆退踞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危机四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缓和人口骤增的压力和农村日益紧张的租佃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国民党在1949年至1953年期间,以和平改良方式,实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此次改革对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实际出发,概述了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社会背景、内容,以及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积极影响。     

20世纪社会主义民主的兴衰及其反思

20世纪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经历了一国范围内的初步探索、二战后更大范围的实践和苏东民主转轨等兴衰起伏,其成就和挫折对于世界民主发展影响深远。民主理论研究的滞后和误区、政治思维的偏执和僵化、宪政意识的薄弱和宪政思维的缺乏、封建思想的阻滞和对封建文化缺乏科学鉴剐,是社会主义民主发生失误和挫折的主要根源。因此,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解决巩固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这一首要课题,加强民主理论建设,实现政治思维向系统和开放的转变,普及和弘扬宪政精神,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发展需要不断的政治创新。     

20世纪5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比较

20世纪 5 0年代初 ,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在大陆和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由于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 ,大陆与台湾的土改有很大差异。我党主要是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 ,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发展了生产力 ,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 ,为进一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国民党进行土地改革的初衷主要是为在台湾站稳脚跟 ,解决生存危机 ,其土改兼顾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具有阶级调和改良主义性质 ,国民党当局成为土改的最大受益者。     

认清宪政及宪政民主问题的实质

目前,从研究西方的宪政转而公开要求中国实行宪政的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很盛行。一些人不仅以西方的宪政制度为样板,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实践,而且大肆宣扬宪政是代表人类政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宪政制度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要以实现宪政为目标,通过宪政改革使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在发展社     

影响中国的三种宪政论——程序宪政范式之意义

有三种宪政理论影响中国:形式宪政论、实质宪政论和程序宪政论。通过比较,程序宪政应当最契合中国法治变革的理论范式。     

西欧中世纪宪政思想分析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政治秩序虽然具有限制权力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径直认定封建制度与宪政思想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它属于私法领域。究政意义上的限权思想源于教会政治。教皇革命后,受教会法治理的罗马教会内部形成了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国家,教会法学家阐述了教会法中的宪政思想——圣职权与管辖权的区分和“主教会议为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并演...     

浅谈新时期我国宪政建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或宪政发展就是对宪法进行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修正，修宪必须兼顾到宪法的至上性、稳定性和适应性。我国的宪政建设曾经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1982年立宪和此后的三次修宪，我国的宪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宪法中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科学地认定，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宪法。     

试析20世纪40年代罗隆基的政党思想

20世纪40年代,罗隆基作为中间党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活跃于中国政坛。在政党思想方面,他坚定地反对一党专制,主张多党并立,提倡以宪政为终极目标的政党活动范式,并形成了相对强烈的反对党意识。在实践中,罗隆基从事的政党活动亦充分体现出其政党思想的特色,并对其时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国宪政建设探析

在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宪政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孙志刚案的发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宪政建设的迫切性,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趋势,结合其他国家宪政建设的经验,我国的宪政建设应从制度建设、宪政实践和宪法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建设,制度建设是前提,宪政实践是根本,宪法文化是基础,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0世纪5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特点成效分析

20世纪5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特点及成效大致包括:技术及设备引进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成套设备引进为主的多层次技术引进格局;技术引进同时逐步建立了科研教育体系;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促进新兴尖端技术迅速崛起。有关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对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定的启示。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反思

我国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应当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形、社会状况、土地改革的社会目标而制定,既不能抽象讨论土地市场化,也不能纠缠于土地私有与公有的概念之争。在制定土地改革办法时,社会问题应列于政策之首,纯粹的经济目的,则应退居道义考量之后。在确保农民的生存权及国家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前提下,相信农民的智慧,尊重农民的自主创新精神,应该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首选方案。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完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政之维

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逐步实现 ,原有的司法体制也表现出历史的不适应性 ,而现行的司法改革虽已取得某些成果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体制的弊端。惟有在宪政框架下进行改革 ,才可能最终解决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问题 ,并实现司法公正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路径选择

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处的耕地保护红线、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场化配置的三种策略：城乡土地流动、耕地资源异地占补平衡和 “飞地工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土地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径：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PPP模式,发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思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环境建设中的四个功能：科学规划、搭建市场交易平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和风险评估管控。     

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     

边缘化的“朝圣者”--论土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土改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契机,他们从启蒙者变成了学习者,需要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单调的精神生活以及革命与家庭的两难抉择。而知识者对于暴力革命的怀疑,对群众精神弱点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等都在作品中成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潜在地构成了对于主流话语的质疑。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路径探析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土地征用补偿和安置的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改革当前的土地征用制度迫在眉睫。在分析当前土地征用制度的问题和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思路:合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修补法规与政策漏洞,健全和规范土地征用程序。     

论《明日的田园城市》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通过对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的研究,结合英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对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问题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及其土地制度的缺陷,并借鉴田园城市关于土地制度论述的精髓,认真思考了中国土地制度、城乡矛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趋势,提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公平机制、科学制定规划、促进土地经营流转,从而促进城乡共生共融、和谐发展的主张。     

印度土地制度效果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分享微薄的农业收入,印度表现为贫困问题,中国表现为农民收入问题。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并不成功,50多年的持续改革也不能减缓贫困现象,因此中国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国有永租制”就是与城市土地制度相一致的土地制度,农地国家所有,农民享有永久使用权。减少承租农地的人数,同时把农业收益留给农业经营者是农地永久使用权制度的核心目标。     

朱熹的土地改革思想

土地改革是贯穿中国历史中的一根红线.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展了反映自己思想的土地改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而制民之产"和"改井田以革除旧弊"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