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解读——从权威与秩序的角度透视

现代社会处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传统物质的乡土社会秩序遭到来自本身结构深层的裂变和外来西方工业文明等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震荡和不稳定如涟漪般泛延开来,形成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现阶段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对乡村秩序的破坏.     

制度正义论——制度的伦理学话语研究

古希腊社会解体后,原来的单一秩序转变为人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人与规范成为秩序的两个不确定的变量,从而产生了正义问题.在伦理学史上,以重建伦理秩序为目的,对规范原则的探讨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城邦美德基础上的等级正义、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个体自由基础上的道德正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试图克服现代性道德危机的伦理正义等制度正义理论.对这些理论作出历史与逻辑的辨析,厘清个体与整体、自由与秩序、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     

社会秩序的层次探析

社会秩序不仅在其内部存在着各要素间的结构性关系,而且在不同的逻辑层次间还存在着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性关系根源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及社会各领域间客观存在的逻辑关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间的客观逻辑关系出发,社会秩序有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等不同的层次;从地区、国家和全球等空间逻辑关系出发,社会秩序有地区秩序、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等不同层次。揭示社会秩序的层次性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秩序的本质,也有利于我们更科学地处理现实秩序问题。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

人类社会自从法律形成以后,社会秩序就一直表现为习惯-法律的二元秩序样式.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变革受两种模式的经济变迁的决定:一种是一元的经济变迁,一种是二元的经济变迁.由此形成一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和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前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单一的,后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多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二元社会秩序的生成是由中国的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所决定的,这种二元秩序中的规则关系表现为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体系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承认当下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现实,就应当承认传统经济下习惯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承认在这种传统经济中形成的习惯规范的合法性,继而协调法律与习惯的矛盾关系,俾使当下中国的秩序治理走向和谐.     

浅谈宪政秩序

宪政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是宪法对宪法主体进行规范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状况.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宪法秩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宪政社会的维持和发展离不开民主、法治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离不开宪法的实现.     

文化自觉与社会秩序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提供和证明一套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秩序,即社会活动的组织体系及其规则系统;一个是内在秩序,即为外在秩序提供合理性与意义的价值系统.前者要求的是实用性、有效性、效率等功能性问题,后者要求的是正当性、权威性、神圣性等合法性问题.文化自觉是中国社会秩序变迁的内在因素.将中西文化融合起来铸就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秩序,是无数先进中国人的长期梦想和宏图大志,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     

空间与等级秩序——齐格蒙特·鲍曼的全球化思想

对于备受学界推崇的全球化概念,齐格蒙特.鲍曼提出了有力的质询。他指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整齐划一,相反,它是具有等级区分特征的社会空间。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扩张制造了新的空间等级秩序,这一等级秩序往往通过人们的空间流动能力加以体现,精英和强者往往自由地往来于世界各地,而普通的弱者却只能固守狭小的一隅。鲍曼的观点对于全球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发意义。     

哈耶克“自发秩序”新探

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概念包含两个基点:一是社会秩序的自发性,二是个体的自由性。哈耶克认为社会历史是"自发秩序"的演进,也许和资本主义历史实际不相符合,但"自发秩序"作为一种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在于揭示历史文本的本来面目,而在于解释的现实意义,即个人自由向社会秩序的转化不能遵循少数精英的理性,采取强制变迁,而是通过自由平等对话、解释、博弈、实践,获得个体认同的过程。     

社会秩序类型探析

对社会秩序的类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揭示社会秩序的本质.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出发,可以对社会秩序作不同的类型划分.区分等级秩序和平等秩序、单极秩序和多极秩序、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等几种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秩序类型,有助于从社会哲学的层面上理解社会秩序的本质.     

现代性的双重意蕴及其实质问题

现代性概念具有双重意蕴 ,即外在社会结构的现代性与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性 ,前者表现为形式化的制度结构 ,以理性化为原则 ;后者表现为感性欲望的伸张 ,以感觉化为主导。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文化危机与意义危机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人类的社会秩序与心性秩序的超越性的价值源头或根据逐渐消解 ,于是现代人在合理地建构社会制度结构的同时 ,是否能并如何能重建人的心性结构 ?是否能并如何能重建人的精神家园与意义世界 ?这是一个未解难题     

法治社会中的宗教秩序研究

宗教不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秩序形态,是型塑其他社会秩序形态的基础。由于宗教、道德、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但因为宗教秩序的特殊价值,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宗教及其秩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变化了的只是其存在的形式。     

论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以香港社会秩序为参照

香港这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弹丸之地,其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因其复杂经济社会因素陷入混乱,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思考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及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社会秩序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两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论分类并予以简要分析,分析了香港社会秩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指出未来我国宏观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生秩序与外部供给之间的关系。     

雷蒙·威廉斯“感觉结构”概念评析

“感觉结构”是英国新左派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该概念是对“个体-社会”二元对立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但也同样体现出它自身作为一个现代性框架之下的解决方案的固有困难.换言之,威廉斯试图用感觉结构来回答启蒙叙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何以自由以及基于其上的人之交流何以可能?然而,现代性的叙事使他无法真正摆脱“个体-社会”视野.从而,感觉结构力图建立的共同体只能是威廉斯的一种调解性的理想构型.     

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

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秩序的建构依赖于相互合作的集体行动 ,合作以信任为基础 ,以制度为保障。我们要根据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构建起比较完善的信息结构和调适矛盾的缓和机制 ,促进社会结构的整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     

不确定性、陌生人与现代性的矛盾性——以1923年“爱情定则的讨论”为中心

作为一种体验与感知意义的现代性体验,在中国何以突生?本研究以1923年爱情定则的讨论为中心,通过青年学生对张竟生现代性爱情观的微妙态度,剖析近代中国现代性体验:时间现代性和不确定性如何涌现,作为现代性的个体,青年是如何在现代性的矛盾性中通过理性化和建魅的策略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秩序与确定性的。     

马克思国家理论视阈下的主体合作治理

社会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国家属性职能的调整是基于社会与个体关系变化。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性国家建构在自主性基础上,更加强调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性给予深度关注。他们阐述了互惠性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平等参与,国家的公共性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体现。在多元化、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国家治理是通过共同体逐步建立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优势,吸收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融合。     

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如果说现代性的社会建设是以一种关于未来的完美设计赋予现存的社会秩序以合法性的建设,那么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则是在现代性所承诺的秩序、确定性和安全感无法完成意义上的建设.本文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中的后现代性视角出发,通过对后现代性多维图景的分析指出,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完美图景,它不可能通过社会工程学来实现,它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建设,它需要公民承担起无需"理性"支撑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它同样需要一个社会永远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视、批判和改良.     

现代性的含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解与构建

理解现代性需要从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着手,从语义看,现代性是关于现代之性质的思考;而从语用看,现代性则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时代意识”。它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体现为经验的概括;又具有价值诉求,表现为规范性评价。现代性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秩序的现代性质和心性秩序的现代性质两个方面,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内容及其构建因为有其特殊的境遇,因而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构建,即市民社会的诉求整合与动力原则重构这一维度,以及市民意识的培育这一维度。     

从“乡土”走向“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选择

一、现代性的迟滞与宗法秩序的回潮晚近２０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早已为人乐道,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却远非易事,甚至连它究竟需不需要转型或要不要进行现代性秩序选择,在时下的争论中似乎都成了模糊不清的问题。麻烦缘于传统宗法秩序在当下中国农村不同程度的回潮甚至奏效。然而从它回潮的历史缘由看,问题也许并不那么模糊。晚清以前的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都概莫能外于宗法血缘社会的范畴。由于国家政权历来只能通过乡绅阶层向基层乡村渗透,而从未实现对乡村的直接控制,因此,起步于晚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但断断续续、残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