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王十朋之推韩学韩

韩愈在两宋时期的影响颇为深远,南宋初期的王十朋就是一个尊韩、学韩的典型。他自云诗作从韩,更欲和尽韩诗。这既是受文化大背景所熏染,也是其个人审美取向的选择。王诗学韩,主要体现在＂以文为诗＂上,兼有＂奇＂、＂硬＂的刻意模仿。而较之韩诗＂横空盘硬语＂的特点,王诗则体现为＂质＂、＂厚＂。学韩而不似韩,是诗人处于欧阳修的＂学韩＂背景下,欲＂跳脱＂前人藩篱而才气秉性所不逮的表现。     

论王安石诗学韩愈与宋诗的自成面目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思深气锐、戛戛独造;而韩愈诗是王荆公体的重要艺术渊源。王安石的诗学道路重点研习借鉴了韩诗,其势法度整严,表现出新宋诗的独特面目,是宋诗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韩、王二家诗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是以文为诗。王安石的学韩不仅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宋调面貌特质的彰显有相当影响,最终助成了宋诗的自成面目,对北宋一代诗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韩、柳的意趣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韩主儒排佛,柳主儒且认为儒佛同宗,但他们坚执了共同的古文道统;现实生活的,导致他们的自省诉求,古文的兴味虽在儒学,但韩致力于古文之醇,明道不移,柳则从以文明道转化为对以文传世的追求;韩、柳都深于情、不免于以文为戏且好开新,但韩愈为文的浩博之气不同于柳宗元的简古之风,韩愈的好为人师自觉肩负了宣扬古文和古道的责任,柳宗元则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以淡泊人生一度走向山水。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从“韩如潮”看韩愈散文的审美特质

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以其卓尔不凡的散文创作身体力行,使其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韩如潮”,即浩荡的气势美。其气势美主要源自内容上理直情切、结构上纵横捭阖以及表现手法上奇偶交错和铺陈排比等。这种审美追求是其古文理论在创作中实践的结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王安石性格解读

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古今纷论不一,其性格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文章运用宋代正史及文集、笔记等有关史料,结合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人生态度、求知精神、处世行为等方面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出王安石性格的核心是执著与超脱：执著于对知识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对其所主持的变法矢志不渝;超脱于功名物欲和个人恩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脱俗不凡。执著与超脱二者在王安石身上得到高度统一。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比较

文章对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二人文风之异同,进而揭示临川王氏家族乃至宋代临川文学兴盛之况。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     

贺麟王安石研究中的心学思想

文章从心论和性论二个方面,说明贺麟对王安石心学思想的抉发。心论方面,以黑格尔哲学为出发点,着力阐发王安石“建立自我”的思想。性论方面,认为王安石先主性善恶混,然后过渡到性善论。性善恶混可以强调后天人为努力的重要性。而最后归本性善论,是为了高扬精神的能动力量,心的将价值理想和深厚的文化蕴积融摄为一,以价值带动文化蓄蕴这种功能。以上诠释,是他新心学哲学理论的鲜明体现。     

从宋人笔记看王安石的人格

采辑宋代文人书札笔记中有关王安石的史料并粗加甄别,在对王安石的体貌气魄和人格形象略作探析之后,着重对王安石的人格从六方面作了述评,以求公正评价王安石的体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