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实行蕃化统治,大力推崇佛教,扶植宗教势力,使寺院垄断了教育,寺学教育逐渐代替了唐以来地方州县学教育.因此,其性质、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身份都与传统的州县学教育有所不同.寺学教育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使教育面向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

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岗)的本义应与西藏近现代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岗)的含义相同,为一定面积的耕地;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将头的另一称谓■(五十岗) 即管理承种50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又被称为■(百户长);■(五岗)即管理承种5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部落都有一定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公元 78 6年至 848年 ,敦煌处在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即落蕃官阶层。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 ,不幸身陷吐蕃 ,他们身着蕃装 ,却又心向大唐。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落蕃官出现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对这些落蕃之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

唐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是敦煌粟特人建立的聚落,以安城为中心形成了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贸易集市,集市的管理人员和行头几乎全部由粟特人担任。纪末,敦煌被吐蕃占领,在吐蕃统治敦煌这60余年里粟特人处境怎样?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及其变化如何?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还没有专文论述。池田温先生《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认为粟特人作为一个聚落“在八世纪末吐蕃占据敦煌时就基本消亡了,其中有势力的人有的归还了本国,有的散入回鹘势力圈内或其他地方,剩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综述

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其他各期石窟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论著出版.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就敦煌吐蕃期洞窟的研究,通过分类的方法,分别就综合研究、洞窟营建史、分期、洞窟个体、专题(如单个图像等)、榆林窟第25窟研究、莫高窟第365窟汉藏文题记、画风、供养人图像与服饰、经变画专题等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并就吐蕃期石窟研究的特点作了总结.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

本文运用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发现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既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法律传统,又对唐朝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与借鉴,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社会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五

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出现了一种特殊而又典型的组合形式,即在崖面的同一条垂直线上,上下两个洞窟与崖顶土塔形成一组整体性建筑,作者暂称为“塔、窟垂直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晚唐时期,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关于这种形式的来源一直未能确定.文章通过对藏经洞出土纸本绘画P.T.993《吐蕃寺庙图》、莫高窟第361窟药师经变、东嘎石窟宝楼阁曼荼罗、桑耶寺初建史及同时代的印度寺院建筑形式的考察,结合吐蕃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为莫高窟这种塔、窟垂直组合的新形式,应是受吐蕃本土的影响,其建筑涵义来源于密教中的“宝楼阁”,建筑形式最初可能来源于印度,并带有吐蕃桑耶寺的“三样式”特征,或可定名为宝楼阁式石窟建筑.     

吐蕃统治

大唐和吐蕃在青海境内军事争战,确曾“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愁”。安史之乱起后,唐廷把陇右、河西各地精兵东调平乱,边堠空虚,向吐蕃敞开了西部国门。吐蕃则先蚕食沿边州郡,再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兵锋直指关中。 公元756年吐蕃占石堡城、威戎军、安人军和洪济桥、百谷城、雕窠城,日月山和河曲一线尽入吐蕃。757年占河源军、鄯州和漠门军。760年占廓州。青海东部地区尽入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本文通过对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石窟艺术几个方面,如洞窟建筑形制的规则化、一窟内经变画的大量增加、经变画新题材的涌现、维摩诘经变中的赞普礼佛图、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供养入画像的变化等现象的初步分析,认为吐蕃统治下石窟艺术因历史时代的改变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反映出艺术与历史时代的深刻关系。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职官四题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当地设置的税务官(khralpon)和文书官(yigepa)分别负责赋税征收和公文处理、田亩登记等事务。他们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判官,与唐朝的孔目官和掌书记有相似之处。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则分别负责土地分配调整、农田水利管理等事务,按部落大小分别设置不同数额,且有不同级别。他们与唐朝的营田使、都水令等职官相似,但也有自身特点。吐蕃营田官对归义军营田使有重要影响。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福田司初探

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大力庇护支持,敦煌地区的佛教非常兴盛,而佛教僧侣亦通过践行各种福田活动为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福田是佛教中对从事慈善活动的一种泛称,福田思想在西晋沙门法立、法矩所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有所说明。福田思想倡导佛徒、大众多做善事,施民于方便,这样既能帮助众生,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

本文通过结合敦煌吐蕃名僧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在敦煌的活动线索,对莫高窟第161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第161窟极有可能就是吐蕃统治时期法成在敦煌营建的功德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