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明与人文精神

为了追溯文化的起源、内涵及其发展过程,运用定性研究和对比研究的方法,在论证文化在文明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文化的内涵和本质,进而阐述了高等教育文化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思路,为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中华人文精神与高校精神文明建设

中华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人格力量的体现，其核心是以人为根本，维护人的尊严。对高校开展人文精神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形成公正平等的理性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与孔孟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礼乐文明未必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所有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孔孟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条件却是先秦礼乐文明。正是由于对这一必要条件进行了合法化认同和创造性转换，孔孟比其他先秦诸子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中华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荣辱观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人文精神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灵魂,中华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辨证统一性。当前,需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用辨证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华人文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把握中华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推进中华人文精神建设创新。     

从礼乐文明看孔子的“仁”

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独特样态,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深厚的历史背景。周代是礼乐文明的成熟期,它标志着人的理性意识的觉醒,礼由天人之际向人人之际转换。孔子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承继并发展了礼乐文明,赋予礼以仁的精神向度,使其由对命运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持守,从而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一种教化——仁教,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论法治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张扬

学术界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文精神弘扬问题有很多讨论,其中法治与人文精神关系是重要内容.法治不能看作只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方式,它也是一种价值趋向.法治文明与人文精神有着内在联系,这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要强调德治的重要根据.     

文化·人文精神·文明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文与社会文明的基础;人文精神是文化的自觉,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必然环节;文明是人类活动的积极的文化成果,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这三者有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处理三者之间关系,一要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加强文化、人文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二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契机,增强文化、人文精神、文明的发展的动力。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渭河:中华文明的源头与中华人文精神

渭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处于渭河流域的宝鸡有着中华文明的众多遗存,是渭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人文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色彩,其具有渊博的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其崇尚大道、以人为本、博厚恢弘、昂扬向上、贵徳尚义、人我共生等特质对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和新的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     

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这种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为整合与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还原为普通生物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圆心规定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视域。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思想的内在动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超越了外来话语体系渲染的“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在对人与自然非合作性博弈的自觉矫正中,凭借实践的上通下达,牵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与联动。     

科学发展观：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发展之路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以科技力量为支撑的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发生了深刻冲突。这个发展思路为中国的未来规划了一条融合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发展道路。“以人为本”不仅要“以人民为本”,还要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合理的权利诉求,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稷祀与民间社日研究

古代民间乡里的社日,一般认为其只祭社神而不祭稷神,其实民间社日祭祀的也是社神和稷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祭祀稷神的成分更多于社神。民间的社日源于先秦的“置社”,春秋战国时代,民社已经遍布天下,而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至今流风尚存于个别地区;但民间乡里的社日与封建国家政权的社稷是多有区别的。     

礼理之辩与黄式三、以周父子对清代礼学的总结

通过在近代礼理之辩的大背景下梳理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理思想,以及他们对清代礼学的系统总结,试图洞见诂训说经背后的清代学术真貌,并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某种角度的研究。     

文明整合与制度构建:唐代文明产生的背景

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局面,对自先秦以来就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传统典籍解释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佛教等新思想的输入和传播,也对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使中华文明进行了一次大的整合,从而在人才、制度、社会思维等方面为唐王朝开创辉煌提供了不可急就的发展基础。所以,唐代的辉煌一方面是由于唐政府政策的得力与适宜,更重要的是,唐政府正好赶上了中华文明自身整合结束后的一个强有力的活跃期,从而历史地成就了其绚丽的辉煌。     

关于中国礼文化研究的思考

世界文化有两大类型,即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中国文化整体上是一个礼文化模式,具有原生性、循序渐进性和包容性。通过分析和揭示中国礼文化各个方面的特征,及其所决定的儒学（儒教）的特点和走向,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差异不是简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是有着整个体系的差别。     

"为人民服务"的人文精神--论毛泽东的民主观

"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人文精神,其丰富内涵与毛泽东民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反对官僚主义与超越民本主义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将"为人民服务"精神渗透于现代法治,有利于为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建设营造底蕴深厚的人文基础.     

蒙元后妃宴礼探析

蒙元时期宴礼错综复杂,元朝建立后虽采择宋金遗制、参酌国俗制定了一套宴仪,但蒙古人饮宴仍多按旧俗。宴礼较前代颇具特色,其中后妃多参与并主办多种宫廷宴会,考察后妃在宴会中的礼仪,对我们了解蒙元后妃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有一定的价值,且能再现蒙元宴礼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