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诗歌的故土情志

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鲁迅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鲁迅全集》卷九,第370页）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楚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比北方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留着原始社会民族的传统,还没有经过礼的教化。“抓住楚国仍然有浓厚的氏族意识这样一个根本特点,这是正确了解屈原美学思想的关键”（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论屈原部分…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候人歌》的时代意义

《候人歌》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首原始诗歌,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辞只有一句:“候人兮猗!”但它却是一首完整的诗歌。“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词常常是同一呼声或同一言辞的重复。”通过反复“延扩”内容,加强表现力是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外大量的有关论著中都可找到很多只有一句的原始诗歌。故《候人歌》作为一首完整的原始诗歌早已得到古今很多学者的承认:清杜文澜将它收入《古谣谚》,闻一多《神话与诗》、郭沫若《屈原研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它屡有称引。他们都充分肯定它的完整的诗歌性质,这是很富有启发的。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两曲归去来 异采各天成

在我国古典文学艺术殿堂的天幕上,有两颗奇特的耀眼之星,各以其独自的经历,独特的艺术道路,独创的艺术形象,领一代风骚,开百代诗风。 这就是屈原和陶渊明。 屈原和陶渊明,同为诗国巨星,其不朽的作品,源自于他们各自执着的人生追求。屈原追求的是“异采”(《怀沙》: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陶渊明神往的是“平淡”。(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两位超级诗人生活在相隔六个世纪的不同时代,其社会地位、人生道路、诗歌风格也都绝然不同,但却同有一篇形式极为相似的《归去来辞》传世。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41岁辞去彭泽县令后,决心了结仕途,归隐田园的宣言书,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屈原的《归去来辞》,没有单独名篇,只是隐含在《离骚》这篇长诗之中,其篇24句,全文如下:     

《楚辞·远游》篇試解

一、《远游》是仙真人诗,是天学吗? 怀疑《远游》不是屈原所作,从近代始。近代学者中有这样的怀疑,从廖平始。廖平以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以为“《秦本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自呈撰,年湮代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捝,多不可通。”“著书諱名,文人恒事。使为屈子一人拟撰,自当整齐故事,扫滌陈雷,不至旨意緟复,詞語参差若此。”又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之天。盖圣人于六合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     

《屈原颂——历代咏颂屈原诗歌选注》简介

《屈原颂——历代咏颂屈原诗歌选注》（谭家斌辑注）于2009年11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自汉代至当代诗歌250多首,辑诗的数量和采用的体例都与《屈原赞古今诗词选》大致相同。该书不仅取有前辈学者的编注之书所长,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其特色主要在于：一是选编了一些前辈学者所不易见到或不能知晓的诗歌佳作,尤其是现代诗作,如黄炎培的《观〈屈原〉剧二首》、于右任的《贺诗人节》、     

“就菊花”是指饮菊花酒

孟浩然《过故人庄》诗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句中“菊花”是实指菊花呢,还是指别的什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把“就菊花”解为赏菊花,我认为似有不妥。以菊入诗,屈原《离骚》中就已经有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以推知,在当时已有食用菊花的习惯了。汉代便有了“菊花酒”,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屈原哲学三题

屈原只留传文学作品。屈原文学作品的哲学含义,举其要义,在于三篇:在于《离骚》的以自为本:《远游》的精气学说;《天问》的不答之答。 《离骚》的以自为本,就是肯定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屈原奋斗一生以实现自我,最后以自沉超越自我,亦所以实现自我,乃自我实现之最后完成。《离骚》开头自叙身世名字,是肯定自我,接着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是认识自我。以下描写的一切活动,皆实现自我。若一以贯之,即以自为本。它是楚人精神、老子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的文学表现,即诗的表现。在心灵的最高层次,真正的哲学,真正的诗是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骚》是有韵的《庄子》,《庄子》是无韵的《离骚》。维也纳学派说,形上学是概念的诗;我们说,诗是形象的哲学。《离骚》正是形象的哲学。     

诗人和语言学的对抗——从《诗经》中的《关雎》谈起

作为中国诗歌鼻祖的《诗经》 ,两千多年前已然成为经典 ,为之作笺、作疏者代有其人 ,应该说研究得相当透彻。《诗经》开篇就是《关雎》 ,首当其冲为世人瞩目 ,更加孔子评为“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毛诗序》认定为吟咏“后妃之德” ,其为后代说诗者津津乐道自在情理之中。当然 ,《关雎》的诗境诗味俱佳 ,是其成为千古绝唱的根本原因。故而两千多年以来 ,大凡中国的文化人 ,无不熟识《关雎》 ,玩味有加。然而 ,细加揣摩 ,问题就来了。《关雎》一诗 ,首句“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中的“河”字 ,辞书言之凿凿 :河 ,本义指黄河 ,上古为黄河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