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译注

【说明】北宋著名法家王安石,为了增强国力,改变国贫兵弱的情况,抑制大地主势力,抗击辽和西夏的侵略,在宋神宗年间,以“三不足”的精神实行变法。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司马光,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他要求宋神宗赵顼取消新法,恢复旧制;又给王安石写信,用孔孟之道对王安石进行攻击和威胁,对新法进行肆意的诽谤和歪曲。面对这种猖狂进攻,王安石毫不畏惧,写下了这封《答司马谏议书》,同司马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安石对司马光加给他的所谓四大罪状逐条驳斥,并且揭露了顽固派那种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固守大官僚、大地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史学家。对于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没有人怀疑与否定。但是,一说到政治思想方面,历来论定他是“守旧派”、“顽固派”。其原因,大都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文从具体分析司马光一生的政治思想出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光究竟是否守旧与顽固。假如读者能从中看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原因,笔者将感到欣慰。     

王安石三战司马光

一、宋廷舌战 宋代大儒家、顽固派头子司马光,自从在汴京破坏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就滚回了洛阳。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时刻刻都在窥测方向,妄图伺机反扑。他在自己家里挖了个很大的地窖,叫做什么“穴室”,整天和守旧势力混在一起暗中进行活动。他在“穴室”里召开秘密会议,阴谋策划,磨刀霍霍,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一天深夜,司马光的“穴室”里正紧张地开着黑会,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个阴沉的面孔。从阴暗的角落发出一个浑浊的声音:“王安石的新法真是欺人太甚,象这样下去,十年之后那有我们士大夫的利益,我看要迅速商量对付办法。”     

论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思想

北宋时期的著名法家王安石,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和爱国主义者。公元一○六九年至一○七六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活动,对于抵抗民族压迫,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面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千百年来,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和爱国精神却受到一切反动势力的咒骂和攻击。大地主、大官僚顽固派司马光之流胡说什么王安石“更法度,开边疆,天下深怨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一封信,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巳进行整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王安石提出了几项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役法的改革,也正在积极酝酿中。他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打破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扰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捅了顽固派的马蜂窝。那些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顽固派,一个个惊讶莫名,大为震怒,在司马光的指挥和影响下,纷纷跳了出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猖狂进攻。司马光的喽曪吕诲打先锋,滕甫、郑獬、王拱宸、范纯仁、祖无择、周(岂页)、苏辙等接二连三地跟着起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熙宁三年,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亲自出马。他一方面配合顽固派“元老重臣”韩琦,向皇帝     

司马光与青苗法

<正>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不但生前屡遭排挤打击,而且身后被打入“奸党”,几乎被掘墓毁尸。近年来,司马光的名誉和历史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关于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学界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本文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出发,评述司马光与青苗法的各个方面。对一些笔者不能苟同的观点,亦当直言不讳地提出商榷。1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同时代人。无论从年龄,身世、社会经历,还是从思想道德、立场观点来看,他俩大体相同,或者说仅仅是大同中存小异。所以宋代人大多认为“金陵(王安石)亦非常人,其操     

王安石和二程的激烈论战

北宋时期,围绕变法问题,王安石(公元1019—1087年)和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的激烈论战,是在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场论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中革新派与顽固派之间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列宁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宋神宗时,王安石     

关于《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给司马光回过几封信?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用书信形式写的颇具特色的说理散文,它语约义丰,概括了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这一改革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庸懦士大夫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的第二年,官绅豪右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时任谏议大夫),一方面上表神宗皇帝,攻击王安石,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犹冰     

“元祐更化”是复辟吗?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注2)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宰相)后进行变法,对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客观上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进行的一次改良活动。它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反对,王安石因受打击而两次罢相,宋哲宗继位以后,司马光被起用为宰     

司马光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与顾全芳同志商榷

近来读了顾全芳同志:《评王安石变法》一文后,感到其中不乏有正确之见,但也有不敢苟同之处。例如:在北宋中期变法与反变法的运动中,司马光到底应属哪一派,是属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顽固派?对于这个问题,顾文清楚不过地把司马光亦列入改革派之中。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现愿在纪念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之际,与顾全芳同志对这一问题,共同进行探讨。有不当之处,亦望读者指正。     

反潮流的战斗篇章——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尊法反儒的战斗檄文,体现了王安石发扬了前辈法家反潮流的精神。他不愧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宋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答司马谏议书》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北宋中叶儒法斗争的本质问题。王安石指出:“窃以为与君实(“君实”是司马光的字)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就是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对待和处理国家政事的问题上常常意见不合,这并非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各自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有很多不同。可见,这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内部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的大论争,是变法与反变法、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摆脱北宋王     

试谈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及其改革实践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他在北宋中叶参政期间领导了著名的“熙宁新法”运动,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变法革新运动。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王安石同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官僚地主顽固派所坚持的复古、倒退、投降的儒家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执行了一条反保守、反倒退、反卖国投降的法家路线。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熙宁新法”是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对内抑制大官僚地主兼并势力,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官僚机构,整顿军队;对外反对向辽和西夏入侵者妥协投降。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是他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财政经济制度的改革实践则是他执行法家路线的主要表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及其改革实践,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现     

从内部破坏王安石新政的蔡京

历史上进步的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反动势力的拚命反抗;社会每前进一步,必然伴随着反复的、尖锐的新与旧的斗争。几千年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①北宋中期,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整个斗争过程,充分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阻挠、扼杀变法运动中,反动势力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司马光之流,公开地、顽固地站在对立面,针锋相对地进行顽抗,直言不讳地宣称与新政“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②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主张,一律攻击、否定。虽然他们也不惜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披上虚伪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自20世纪初以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除了少数学者，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本文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污名化经历了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和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三个阶段，并从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苏轼、苏辙的庐山真面目

苏轼、苏辙兄弟与王安石同属于“唐宋八大家”,但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着两条相反的政治道路。王安石坚持变法,反对倒退,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执行了一条法家的政治路线;二苏最初是政治投机商,后来成了顽固派司马光的忠实走狗,疯狂反对变法,顽固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利益,坚持儒家倒退复旧的政治路线。由于二苏善于投机,巧于伪装,特别擅长于利用黑笔桿制造反动舆论,颠倒是非黑白,蛊惑了人心,篡改了历史,因此他们在北宋反变法的逆流中,起了一般顽固派不能起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长期以来,他们的两面派面目没有被揭露。他们享有的“文名”,掩盖了他们反动政客的本色,他们混淆是非的言论,造成了历史的误解;历来的封建文人、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反动政客对他们的吹捧,不仅洗刷了他们的罪名,而且给他们戴上一个又一个光     

在商业体制改革中加强法制建设

<正> 一 古今中外的一切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是同加强法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历史上有过三次著名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即:秦朝商鞅变法,宋朝王安石变法,清朝戊戍变法。这三次改革都是通过“变法”——修改或废除旧法中障碍改革的法律规范,制定颁布改革的新法,来指导和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使之符合改革的需要。 历史上的“变法“,不仅包括制定新法,而且包括法制宣传和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机构和设置司法官吏。改革派都主张依法办事,主张严刑峻法。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四人帮”是怎样利用王安石变法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评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以下简称《演变》),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罗思鼎借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以所谓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炮制出的一篇黑文。该文尽管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又披上一件学术外衣,内容也遮遮掩掩,含糊其词,但“四人帮”利用王安石变法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反党阴谋的恶毒用心,仍灼然可见。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论司马光的经济法制变革思想--兼论与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异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不仅是同僚 ,而且是朋友。两人入仕之后 ,“比肩并进” ,但由于他们各自思想的特点 ,哲学思维的根本不同 ,终究使他们在变法问题上分道扬镳。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着重阐述司马光的经济法制变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