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资本雇佣劳动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 ,但资本家及其学者却妄图证明 ,它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形态。本来这些观点早就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批得体无完肤 ,但偏偏有人企图用所谓的现代数学手段来重新“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对社会来说是合意的。这些“证明”同样是不成立的     

"资本雇佣劳动"与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产权问题--一个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广化

我国农村自1979年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以来,总体来说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农地经营制度,在究竟应该沿着何种思路深化改革的问题上,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资本雇佣劳动"的一个诠释出发,认为鉴于农业经营的特殊性,农地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仍是改革和完善农地所有权,培育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初步探讨了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可行形式.     

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对资本的哲学批判

现代社会的冲突突出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的冲突、手段与目的的冲突、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科学与价值的冲突、做事与做人的冲突,但归根结底,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劳动即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透过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这一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人的价值诉求则会发现,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是相反相成的。当代中国要科学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要和谐发展、当代中国人要全面发展,必须扬弃资本逻辑,重视生活逻辑。     

雇佣劳动是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体

雇佣劳动是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体。相对于工人拥有人身自由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而言,雇佣劳动是一种自由劳动,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相对于工人失去劳动条件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言,雇佣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种自由与异化的劳动,也使资本成了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体。     

雇佣劳动是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体

雇佣劳动是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体.相对于工人拥有人身自由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而言,雇佣劳动是一种自由劳动,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相对于工人失去劳动条件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言,雇佣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种自由与异化的劳动,也使资本成了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体.     

资本逻辑的生成与劳动主体的重塑——从《雇佣劳动与资本》到《资本论》的文本分析

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与现实场域,但马克思绝非是将劳动主体与资本主体进行机械的二元对立,而是经历了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出发,在建立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后,完成以资本逻辑为统摄来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视角转换。通过对劳动、劳动能力与劳动力的区分,劳动力商品成为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理论中介。一方面,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分析框架下成为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商品,在创造使用价值与失去交换价值的矛盾中逐渐消解;另一方面,因资本具有普遍趋势与特殊限制的内在矛盾,在资本逻辑的矛盾本质与内在界限中,劳动主体的历史性、生产性、实践性与革命性得以重建。     

马克思：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研究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资本开始被透视为一种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性出现的支配性的奴役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商品与货币的到场被错认为一般财富在场的经济物像,而遮蔽了不在场的劳动交换关系和资本的生产关系;而当资本家通过货币购买原料和机器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这些作为到场对象物的原料和机器,在作为统治性生产关系的资本关系赋型之下,才会成为盘剥工人活劳动的资本的客观构序力量。这是经济物相化中最难理解的资本关系赋型。     

资本逻辑运行下的生态危机问题探析

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全球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背后根源在于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他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了其只能将自然视为异己的存在物,或作为不断索取资源的客体,这使资本主义面临的生态危机不可能在自己体制内解决,只能选择向外转移。欲于源头处解决此问题只能是颠覆资本的逻辑,重建生活的逻辑。我国作为国际大国正践行着这种改变,多年来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共存不断努力。     

论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

认真研究和解决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矛盾、冲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跨制度、跨时代的重大课题。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乖离,对精神文化生产形成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造成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内在财富与外在财富的诸多对立。由此对文化逻辑形成的挤压与扭曲,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介入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传播,使社会文化生活脱离原有精神生产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既定逻辑与价值秩序,在认知和价值理性方面发生畸变。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扭曲或解构,从价值系统销蚀文化生产主体的创造性进力。凡此种种,都需要用一种充满社会大智慧和科学自觉性的系统理念与工作策略,去克服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自发调节给文化生产可能带来的价值偏颇与逻辑扭曲,如此才能保证精神文化生产的正确方向、社会价值与有效发展。     

如何评价《张居正》--与马振方先生商榷

马振方先生近日在《文学评论》上刊出长文《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 ,洋洋洒洒 ,絮絮叨叨 ,逾万言。老实说 ,读后令我大吃一惊 !该文的提要宣称 :《张居正》前三卷“大量内容陷于滥造和悖逆历史 ,厚诬了高拱、魏学曾、王希烈及其他多位古人 ,颠倒了其中部分历史上人事的美丑 ,以人为制作的反面历史人物反衬、拔高主人公 ,并用较多笔墨粉饰张居正的性格弱点和人格缺陷 ,而未能对其杰出的改革事业和思想精神作比较切实而充分的艺术展示。其厚诬与粉饰古人的弊病是近年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沉重教训”。在马先生笔下 ,问题如…     

再谈张中宇先生的逻辑及其它

去年初,我撰文指出了张中宇先生<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的逻辑与文献方面的一些失误,张先生很快做出了回应,但他的回应仍然缺乏应有的逻辑.而且,在辩解过程中不但罔顾左右而言他,还不忘诬陷本人"攘人之美".这样的回应已经丧失了学者应有的品格与雅量.     

境域中的非境域性--与张祥龙先生商榷

张祥龙先生在其富有创见的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三联书店,1997)一书中所倡导的境域构成说,主张一种构成化、非现成化的境域观,意在消解种种二元化的概念思维,深刻而富有新意.但是,作者完全否定主体性以及相关的二元化思维、现成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区分则不可取.境域构成说并不能消除主体性和二元化,而且境域构成说本身就预设了主体的存在.     

范式转换中的述学理念——章太炎学术思想的范式意义

清季民初,传统的经学范武在学术生态的巨大变迁中巳无力维系其作为典范的功能意义,吐故纳新的范式转换成为继绝信念下学统延续的必然要求.章太炎先生吸纳新知,退"经"于"史",平等诸子,加之博大的学术视野,谨严的研治方法,审慎的治学态度,于现代学术之独立有着深刻的典范意义.     

民间传说的历史解读——以几则关于张九龄的传说为例

本文从文本与语境的角度出发,探讨几则有关张九龄的民间传说,既注重民间传说中的张九龄形象,也通过传说本身揭示了粤北历史上的鼠患、虚粮和寺院地位等历史情境.透过在特定的场景中阅读与理解相关文本,并在对文本作出更深入的解读之后,可以更好地把握粤北、广东乃至全国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材料,无论是故事还是小说,均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分析意义.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名学"究竟是什么--与孙中原先生商榷

很长时期来 ,“名”被解释为“概念” ,“名学”被等同于传统逻辑的“概念论”。实际上 ,名表达概念或观念 ,但不等于概念。“名”的本义是对事物命名 ,用作名词 ,“名”即事物的名称 ,它的表现形式是语词或字。全部中国古代名学都是围绕如何规范名实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因此 ,名学从其实质来说 ,属于语言符号学范畴 ,具体说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     

重评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以《劝学篇》为中心

学界通常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典型代表。但细究《劝学篇》全书之意,中体西用似乎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之语。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比以往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内容要丰富得多。这一文化观以纲常论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将民权思想断然排除在可以接受的西学之外;又以会通论作为文化的基本取向,极力主张中西之间全面融会贯通。其纲常论作为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宣言,无疑阻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而其会通论作为一位著名学者的文化思考,其中仍然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人力资本的效用分析

本文应用系统的层级结构模式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结构系统。在充分肯定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这一前提下,首先将人力资本的效用划分为正面效用和负面效用两个系统,正面系统内又划分出经济性效用和非经常性效用两个次级系统,然后在每一个系统内区分更小的层次系统,通过分层论述,力求全面系统地分析人力资本的效用。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