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推广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

作为全球语言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国际推广在具有语言国际推广一般产品属性的同时,其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双重属性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等具有明显的国情特色。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不仅成为我国教育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形式,对提升我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研究汉语国际推广的双重属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际公共产品、地区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供给模式

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种重要理论,但是现实中纯粹的公共产品很少,有许多的产品是处于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之间.另一方面国际公共产品由于是霸权国所提供,而具有一些重要的缺失.因此,地区国际公共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     

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

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问题的与日俱增与现有政治实体治理能力的相对滞后之间矛盾的凸显 ,它给公共管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反映了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制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全球治理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民主的赤字”问题     

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国际运输业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公共物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提供方式。本文以国际运输业为例说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基于彼此间在制度能力和合法性方面具有的互补性,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与世贸组织通过制度协调,合作提供国际运输业的全球公共物品。     

官方发展援助:国际公共产品与传统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其传统发展援助的功能之外,是否还有并应该具备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特征?如果有,两者的关系与比例分配应该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财政与国际财政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1997-2007年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19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在ODA中国际公共产品与传统发展援助两者的比例关系,讨论国际公共产品比重增大条件下对传统发展援助存在的重合效应或挤出效应问题。在这些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发展财政与国际财政之辩证观,本文从国际范围与我国国情两个视角对ODA的发展与我国相关政策的运用提出了建议。     

印度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及其限度

印度致力于成为全球大国,正在成为全球及区域治理的重要角色。为此,印度日益积极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在全球治理某些领域形成了一定特色。但印度的政策重心仍放在区域层面,其通过供给经济、安全类区域公共产品,首先服务于维持自身在南亚的主导地位。作为其更具雄心的战略,印度还致力于向更广阔的印太地区供给安全、发展等相关公共产品。受制于其过于突出的地缘政治取向,以及自身战略资源的相对不足,印度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效应受到影响。中国作为新兴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可着眼于印度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在全球及区域层面上寻求协调、包容、共赢的合作供给。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公共产品视阈下的中国—拉美全球贸易治理合作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全球贸易治理规则遭到破坏的背景下,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合作体现出南南合作的韧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贸易治理观。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支撑下,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充分利用服务贸易、产能合作、数字贸易等新模式维持合作基础,共同推进互利共赢的多边议程。面对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压力,中国和拉美国家应摒弃带倾向性的多边合作,强化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多边规则,促进自由贸易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现状及我国的策略

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对全球金融稳定、全球公共健康、全球安全、气候稳定等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然而,目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存在供应不足、供应失调、过度使用、未充分利用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消费国"搭便车"的倾向、缺乏超国际的政府权威、决策机制不民主、生产成本的分担方式存在分歧、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对此,我国应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强化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塑

全球性公共产品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法则的维护和修复.WTO、IMF、WB等全球性经济组织以及UN、EU的理性及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推进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形成,协助世界各国防范抵御化解经济风险,保障世界各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运行良好.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稳定世界金融秩序作出贡献的中国,实际担负了跨国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职能.这个职能的扩展将是中国领导并建立一个新的亚洲资本市场,推进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进程--中国圆.由单一化的经济效率的追求到普遍的社会公正的实现,在全球化的经济合作之下第一次成为人类可望的理想和可行的实践.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过程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具有二元性:从策略层面来看,其问题的解决,依靠国际社会设计一套较为完善的国际机制,增强各成员之间的协调与互信,避免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某些成员奉行"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政策,也应避免有些成员将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做法,实现索马里海盗的打击手段由"各自护航"转向"共同遏制和分区巡逻";从战略层面来看,海盗问题的本质是索马里问题,国际社会应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加强索马里社会枪支管理,完善海盗惩罚的司法程序.迄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中更强调使用武力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追求"立竿见影";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则强调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社会根源.今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应吸收东西方治理理念中的有益成分,兼顾策略与战略两个层面.     

短板效应:西藏公共产品供给——兼论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特点

西藏是典型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讨论其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语境下.针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供给的公共产品,是基本公共服务中"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首先把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这一"短板"补起来.在恶劣环境制约下,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原本极其匮乏,与此对应,则是公共产品需求种类多、数量大.遭遇贫乏的财力支撑,其公共产品供给优先次序有别于其他地区,且外部依赖性强.     

公共权力:国家在现时代的历史使命

本文以公共权力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 重新解读为切入点,研究国家在现时代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随着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对立的消 失,国家的公共权力性质将会突显;公共领域是国家公共权力存在的合理性界域;在现时代,应当 力。强国家公共权能作用。     

公共产品概念辨正

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理论解释无法面对真实社会中的复杂现象,国内经济学界的许多学者从各种学科和角度对公共产品进行了区分和解释,这一解释也造成了对公共产品理解的混乱.这种理解的混乱表现为:一是对萨缪尔森公共产品内涵的不同阐释,二是从不同学科对公共产品分别理解,三是随意的将公共产品扩大化的解释.公共产品概念的厘清应该做到,首先不在以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特征确定内涵,其次避免从需求角度解释公共产品,这是因为公共产品需求函数的难以确定会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界定.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型——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下的分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但在中国,这一双重化的建构是不同步的,具有其特殊的历史逻辑,即先民族国家建构后民主国家建构。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建国以来的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必然要经历由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变迁过程。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溯源与前瞻——兼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

公共产品理论是西方财政学的核心理论,是现代公共经济学的基石.从古典经济学家公共产品思想的深邃火花,到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理论,直至现代公共经济学的建立,无不体现西方经济学大师们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在公共产品的供求机制、运行机制、评价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领域还需不断拓展,研究层次也需进一步深化,未来的研究方法、研究趋势和研究重点都将发生变化.为此,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制度安排上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