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脆弱性解构与精准脱贫制度重构——基于西部农村地区

西部农村贫困症结在于多重风险叠加下的农户脆弱性。西部农村贫困结构复杂,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资源贫困与能力贫困、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交织并存。纷繁复杂的贫困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脆弱性根源。西部部分农村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同时在政策、制度、人才等的交织作用下,地方经济发展不足,社会管理缺位,文化教育落后,农户抗风险能力薄弱,形成了异常脆弱的“人类－环境”耦合系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贫困问题。提高反贫困效益,必须以降低农户脆弱性为切入点,将反贫困与建成全面小康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从多层面重构精准脱贫制度安排。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

减缓贫困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在2020年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后,将面临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长效机制和新形势下如何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两大战略任务。为此,要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着手研究制定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把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实行农村减贫与城市减贫并重,全面统筹城乡贫困治理。     

风险视角下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与治理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致贫返贫风险的长期存在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减贫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家庭因风险返贫,本文着重分析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逻辑关系,包括协同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家庭能力不足、家庭负担重、风险防御能力不足三方面发现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提出从加强家庭减贫内生动力建设、增强帮扶政策有效“输血”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路径防止家庭贫困脆弱性发生。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民族地区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沧源县为例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防贫减贫、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所占权重最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水平;民族地区农户的各项资本逐年递增,且农户在家庭结构、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因农户致贫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需要做到：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     

西部民族贫困社区生活状况分析——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民族社区的实证研究

贫困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西北乃至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面临的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和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是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突出难点,本文利用对民族贫困社区的调查和访谈数据,从民族社区农户基本情况、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对民族贫困地区社区现状进行分析,旨在发现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基本根源,从而为全面制定新时期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农户正规信贷约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浙、晋、甘三省987户农户的实地调查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因为缺乏有效的抵押品等原因,普遍面临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论文基于对浙江、山西、甘肃三省987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三省农户均面临比较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农户的风险脆弱性、信用状况以及在农信社是否有存款等因素对农户正规信贷约束在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农村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效应分析——基于农户借贷成本的视角

我国农村金融呈现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共存的二元金融格局。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户倾向于选择民间金融市场而不是正规金融市场来满足自己的金融需求,即农村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产生了替代效应。文章以农户借贷的成本作为研究视角,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进行借贷的成本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发现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和民间金融市场借贷要承担不同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这两种成本共同决定了农户的借贷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和民间金融市场的联合均衡模型,提出了有效满足农户借贷需求的政策建议。     

农户不同类型借贷的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江苏省泗洪县为例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户借贷行为及影响因素而展开,鲜有同时分析农户不同类型的借贷行为的研究.对江苏省省定贫困县--泗洪县农户正规和非正规借贷情况的调查显示,贫困地区农村仍存在着一定的金融抑制,同时农户已经较多地选择通过贷款来获得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实证结果表明,户主的教育年限、住房价值、社会资本等是影响农户正规和非正规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教育支出是影响农户非正规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播种面积、住房价值、家庭年总收入与获得正规借贷支持显著正相关.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与治理

近年来,国家改变了以往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压态势,监管机构对非正规金融采取的也是一种防范和认可并行的态度,说明非正规金融正逐步从“地下”走向“阳光”,尝试性的认为它是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是有利的.当前,在农户金融需求强烈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这种“供给型金融抑制”限制了“三农”的发展,农户的信贷需求难以满足,而非正规金融恰恰是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有益补充,但其缺乏有效监管和保护,风险较大,应当对非正规金融加以规范和引导,充分展现其融资优势,更大程度服务于农户及农村小微企业.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小额信贷额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有效金融创新模式,对于提高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资源贫困的问题.然而,如何进一步推动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小额信贷市场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正规金融机构、农户和政府之间的收益模型,通过分析农户小额信贷市场化参与主体的经济效用,以及小额信贷市场化可持续的效率分析,指出小额信贷的市场化发展,政府放松对开展小额信贷正规金融机构的管制,以及采取较高利率是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体系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表现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二元并存的格局.然而,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成本高以及监督成本过高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进展缓慢,非正规金融尽管提供了农村资金融通的较大份额,但也受到政策限制、资金有限以及管理不规范等的约束而无法满足更多的农户融资需要.以血缘、地缘、业缘等方式为主要联结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信任等适应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发展的农村社会资本,对克服正规金融部门在提供农村金融服务中遇到的困境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应积极运用社会资本,探索建立农村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部门融合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成因:基于农户内生性视角

对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问题,如果离开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背景以及农户特性去分析,就难以清晰地认识到产生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基于农户内生性视角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解析.分析结果表明:“小农经济”和“圈层结构”是培植非正规金融延续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小农经济的路径依赖特征内生出农村非正规金融.但当农村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后,最初的圈层结构势必会受到冲击,可能导致信任危机,在此情形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则会寻求进一步演化,其内部治理结构逐步正规化,契约形式也不断市场化,从而发展成为正规金融机构,最终形成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现象.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二元结构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背孜乡和山东省南郝镇的调查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金融的二元性"(迈因特,1978),即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同时并存的一种现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现状正是金融二元结构理论的现实反映.研究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现状并分析导致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原因,通过实证分析对影响农户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可得性之关系的因素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从而为优化农村金融市场格局,满足农村地区资金需求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区域贫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以江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区域贫困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减贫效应,并采用计量模型探究其驱动因素,得到如下结论:2007—2016年片区的贫困人口和发生率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脱贫进程加快,其中2011—2016年片区各县(市、区)减贫幅度和速度绝大多数明显高于全省水平,但贫困程度仍明显高于全省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卫生人员比例、医疗床位比例、人均GDP、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对片区减贫具有正向作用,教师负担学生数、中学在校生比例对片区减贫具有负向影响,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卫生人员比例、中学在校生比例、人均GDP、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片区脱贫需加大精准脱贫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区域脱贫攻坚的合作、因地制宜制定脱贫策略、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