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发企业监管研究

随着近年来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当前业务系统按项目分割、分项监管的模式,面临着贸易便利化下实施有效监管的考验. 迫切需要建立以监管对象为目标、节约行政成本,简便高效的主体监管模式. 大庆市外汇局针对同时发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并发企业主体监管的方式和方法.     

浅议银行考核办法在外汇监管中的应用

为促进外汇指定银行合规经营外汇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为优化外汇监管部门监管职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基层外汇局在执行中发现,该办法执行范围还可延伸至执法过程,最大程度实现监管资源共享。     

跨境资金监测系统进行异常资金监测的探索

落实外汇管理方式"五个转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外汇管理部门的非现场监测能力. 在外汇管理实践中发现,跨境资金监测分析系统可在监测异常资金变化、规范数据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基层外汇局结合实践经验思考总结了非现场监测的主要思路.     

外汇管理领域开展计算机辅助审计的设想

近年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发生很大变化,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防范直接影响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质量,对外汇局内部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如何有效提升外汇局内部审计工作效率和效果,提出在外汇领域开展计算机辅助审计的设想,对推进外汇内部审计工作、保障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健康快速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提升贸易企业报告制度的有效性探究

贸易企业报告是强化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的有效途径，但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在履行报告义务方面，缺乏主动性和自律性，报告的质量与及时性直接影响总量核查结果，从而对外汇局实施分类监管带来影响。贸易企业报告存在的问题，应通过细化制度与规范操作加以解决。     

浅谈实现银行外汇业务合规性监管的途径

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探索外汇局对银行外汇业务合规性监管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应以实现整合内力、借助外力两个目标来达到提升效力的目的。整合内力,就是将外汇局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的人力资源、系统资源以及信息资源进行共享和整合。借助外力,就是借助重大事项报备制、监管信息互递机制、协同监管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外部力量,增强外汇监管效力。     

完善外汇资金流入监控机制政策研究

现行的基层外汇管理模式对境外流入的外汇资金缺乏鉴别手段,缺少监控的有效机制,无法对投机性外汇资金流入、结汇、使用实现全程监控。从外汇管理综合监管的角度对监管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整合监管资源构建非现场监控体系、延伸管理网络提升技术手段等政策建议。     

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绩效审计探索与实践

针对目前外汇业务管理从现场监管向非现场监管转变,业务操作日趋电子化、网络化的实际情况,探索开展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绩效审计的总体思路、框架设计及实施步骤,以适应当前各项外汇业务操作电子化的形势,及时发现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潜藏的风险和漏洞,从而提升外汇管理内部审计效能.     

简析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系统及监测机制作用

有效运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能够为外汇局开展跨境资金监测,提供宏微观分析与判断的数据支撑.基层外汇局在开展监测实践过程中,以实现宏观决策、中观分析、微观监测为目标,将分析结论引入监测监管协调机制,实现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系统与监测机制的有效融合,有效发挥跨境资金监测作用.     

新形势下基层外汇指定银行更好履行职责的研究

通过透视基层外汇指定银行代位监管的现状,从外汇指定银行、外汇局及政策法规三个方面剖析了产生现状的原因,提出增强外汇指定银行履行职责能力的建议:一是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自觉履行管理职责;二是开拓思路,改进手段,推行新的检查方式;三是完善法规,明确职责,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四是提高标准,严格把关,建立合理的协调机制。     

浅析优化"企业名录信息变更"行政许可管理

为更好的优化外汇行政许可管理,提高行政许可管理效率,建议完善企业名录信息变更行政许可管理流程."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及变更许可"是外汇管理部门主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基层外汇管理的实际来看,此类行政审批事项仍存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后申遗时代”非遗传承人传承管理：实践阻梗、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后申遗时代”,非遗的工作重点从政策宣传阶段进入传承管理阶段,而非遗规模的延扩使传承人的传承管理问题日渐凸显,存在主体角色与功能错位、传承人退出与培育欠科学、专家力量难以支撑管理评价体系等问题。相较而言,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明晰非遗主体的权责、完善老少传承人更替政策、多层次专家实施标准化管理等管理策略,在多主体协同管理方面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文章认为：为保障非遗项目的传承效果,我国可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明确非遗主体的角色与功能,构建国家监管和基层参与的联合管理机制;落实传承人退出政策,构建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培训机制;组建跨区域的专家网络数据库,构建以传承基地为载体的长效监管机制。     

当前基层央行非现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非现场监管是通过收集、整理、分析金融机构各种报表和主要业务数据与审填比率,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预警提示和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向行领导和上级行提交监管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为现场监管提供信息的一种重要监管手段.从近几年基层央行非现场监管运作情况来看,受数据信息质量、监管人员素质、监测指标有效性、非现场监管管理等因素制约,基层央行非现场监管难以很好的发挥应有的监督和预警作用.     

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制度及其实施研究

信用承诺是一项重要的信用制度,也是信用建设的重要环节。如何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全面深入推行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学界对此尚缺乏应有的关注。从开展领域、监管方式等视角对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可以发现覆盖领域不全、过于重视事前监管等问题。从监管主体和监管时序两个维度进行深层探析,可以进一步厘清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覆盖的事项。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要理论补强,包括重新构造多层次的信用法理念、实现行业监管法与领域监管法的理论分野、完善信用监管主体理论等。同时,要对告知承诺、"X+"承诺、退出信用承诺、信用修复承诺、信用承诺参与主体等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基于电子政务的市场监管模式的构建:从分割到协同

我国现有的市场监管体制以监管主体多元、监管职责分段为特点.在监管的执法实践中,部门间职能交叉、协调不畅、监管链条"断裂"、资源难以共享的问题十分突出.为了避免分割式管理方式上的弊端,当务之急是构建一个基于电子政务的市场协同监管模式,该协同监管模式能有效化解行政管理组织架构"条块分割"、市场监管主体多元、分段管理所带来的监管效能低下、监管缺位等问题,从而达到优化部门间关系,实现跨部门合作、监管职能互补、监管效能提升的目的.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我国互联网文化产业监管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当前,我国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但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制度还未形成。如何构建既能促进互联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又能符合新技术条件下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发展特性的内容监管制度,是我国互联网文化产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监管主体、主要环节、监管方式、管理框架等方面,分析我国互联网文化产业监管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为互联网文化产业监管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分析

随着朝鲜致力于经济管理“改善”,中朝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朝鲜外汇短缺和人民币利好的刺激下,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规模越来越大,但仍存在人民币单币结算、投资风险大、地摊银行盛行、监管困难等问题,需要从结算贸易方式完善、加强人民币监管、规范“地摊银行”等方面实现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流通的合理化.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的制度进化

2007年1月银监会颁布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确认了经过多年发展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法律地位,弥补了农村金融制度的短缺。然而,该制度的实施产生了二元结构,形成农户手中的资金疏远农业、脱离农村的风险。为此,需要正向进化监管制度,从制度上确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的产业基础,赋予其成员主体权利,实施宽松的营运风险控制,加大政府在人才资源、财税、审计方面的支持,实现其自治与监管的均衡,使其真正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金融服务主体。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