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东西”关系看中国宏观区位结构及其变动

本文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叙述了我国区位结构从“南北关系”到“东西关系”的演化,揭示了传统地缘秩序和近代以来地缘秩序的内在矛盾性,探讨了它们由传统向现代转交的时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作者肯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和“治理整顿”有机统一,当前重点突出后者,对于保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的必要性;主张作为这种选择的地域映射,地域发展应优先考虑京广线沿线地区。提出了中部崛起、东靠西移的地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文章首次运用“区位论”对中国宏观地域结构进行动态分析,从“南北、东西”关系看其矛盾和变化特征,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和新颖性,实践上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超越

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不仅在历史上充当了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工具,至今仍然是美国对华实施遏制新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辩证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进而创新地缘政治思维模式、赋予地缘政治关系新的内涵、开辟新的地缘政治目标及实现路径,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全面超越。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传统儒家人—物役用关系的多元诠释及其现代价值——以“络马首，穿牛鼻”问题为中心

“络马首，穿牛鼻”是《庄子》表达其天人之思的基础问题。在儒家系统中，这一问题被转换为“服牛乘马”问题，其诠释过程呈现出思想发展的内在互动和多元演化。先秦两汉，儒家“圣人说”与“受命说”奠定了人—物关系的权威秩序，赋予人与马、牛役用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宋明时期，儒家“天理自合如此说”“用物之道说”建构出人—物役用关系的新论述，背后则是本体论、工夫论和价值论互嵌交织的深层结构。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儒家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域重新审视自然与技术关系，“络马穿牛”问题背后的人—物役用关系亦被纳入其中进行反思与新诠。“络马穿牛”以及“服牛乘马”问题既是观察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人文窗口。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寻求陕西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以世纪之交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为基础，重点把握“十五”西部大开发不同于过去西部开发的背景和特点，抓住西部大开发给陕西经济发展的提供的机遇，紧扣省情，以产业结构升级、地域结构变化和区位基础性硬环境改善等为主提炼出陕西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然后针对性地提出六项战略性建议。     

“一带一路”遭遇地缘冷战思维挑战学术研究的现状与再构想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沿线地区始终是冷战思维主体关注的战略地带，在涉及中国周边的区域、跨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触及当今国际秩序主导大国及其阵营的传统势力藩篱时，经常遭到其发起的地缘冷战思维挑战。从现有研究“一带一路”遭遇地缘冷战思维挑战的文献来看，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对地缘冷战思维的认知比较笼统与模糊，有将冷战思维与传统地缘学说强行捏合之嫌：一是在用学理解构现象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内含的“历史延续性+现实继承性→衍变”的多维度、整体性视角解读地缘冷战思维挑战；二是在解构现象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时，没有关注到地缘冷战思维带来的挑战虽具有地区性，但实则是以地区和跨地区的特性体现着国际政治衍化的全球性。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再研究构想，即从冷战遗留视角界定地缘冷战思维挑战概念并建构相关学理框架，然后以此作为再研究的工具，析出地缘冷战思维挑战的动因及施动路径，再从两个方向，即中国倡议和实践“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选择方向，西方大国及其阵营主导世界秩序与护持地区霸权、压制和扼杀“异质行为体崛起→分享全球治理权”的方向，解析这两个方向产生冲突的结构性的深层原因，追溯和比较该冲突在不同运行方向...     

中国地缘文化学一种分类框架初探——再论有关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

各地文化产业的突现,要求把地缘文化学作为战略认识基础之一。唯物史观明确承认地缘因素在地域社会及文化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陕西歧周与古希腊爱琴海岸地缘条件十分不同,堪为一例。中国地缘文化学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也根源于中国特有的地学条件,它是中国任何地域文化研究都不能不注目的模式;在价值观念上,各地域文化各有优长短缺,无绝对劣理之分。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以河西走廊电视系列片的史观为起点的思考

[提要]文章提出中亚史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形成有关,在单线社会形态论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下,中亚成为静态历史地理空间;而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则有“外族盛衰连环性与外患内政之联系”的传统,中亚是动态历史地理空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河西走廊“绿洲桥”则体现了包括历史中国与周边共享的动态区域性世界,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亚洲区域性世界消失。“绿洲桥”作为区域关系研究的视角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东西二元的话语结构,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与世界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可作为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另一层深意。     

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里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在理论上,方法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特点,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和系的理论和方法,欧美各国关于民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论,前苏联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理论这三个代方面吸收理论营养和智慧,努力总结涵盖各个地域族群关系的更为宏观,能够概括出人类族群关系的带有普遍共性的族群理论,这样就有可能超越目前西方民族社会学水准,为人类的学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关于族群关系演变的理论,对“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等社会学宏观理论的发展也将做出贡献。     

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封建国家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吴文化的理论定位与关系研究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发源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是一既有地域特质而又独具个性、自成一体的区域文化,这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有其历史根因,另一方面则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区位与近代社会的历史变动密切相关,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形成,使世人开始注意“吴文化”与“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文章试图从学理上对吴文化的定义、理论内涵、文化价值、与相关文化的关系以及近世以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作出粗略探讨,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西方描绘中国的新概念论析

冷战结束后,欧亚地缘政治形势演进成为多极化格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的上升,对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西方冠予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头衔”可以看出,新型地缘政治力量在迅速崛起,国际关系因此变化得既复杂,又微妙。西方所关注的中国,因新格局的形成而所显现出的力量,从名称的变化如“新王朝”、“金融军火库”、“红色董事会”、“中国旗舰”、“中国谜团”、“全球化的帝国”等可见一斑。     

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白鹿原》论之二

《白鹿原》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社会结构和礼俗形态，挖掘了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济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这块文化沃土上从振兴到受挫再到退缩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发展过程是其两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传统海洋文化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

自古以来,因地缘上的临近,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密切,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文化在双方的沟通过程中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农耕性、和平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中国南海传统海洋文化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起到了纽带作用。以中国南海传统海洋文化为视角,从其形成、特征和内容三个层次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     

浅谈知识经济的地理特征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地理现象 ,它将引起传统地理空间概念的变化。知识经济具有一定的区位趋向性 ,并在宏观、中微观地域层次上都将展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 ,知识经济的空间组织具有新的特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国以"和平"和"发展"为核心要义的外交理念,凸显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的重视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宗旨,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及价值理念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天下为先"的思想及和谐共处的价值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使传统的全球治理难以为继,世界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秩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国际视野,符合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是中国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和维护者身份转变的结果,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局势的准确研判和宏观把握。我们应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通过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向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推动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坝村的电线纠纷与内生秩序变迁

坝村通过内部通婚,把各家族连接成为有机的村落共生结构。但随着电线纠纷的出现,这层结构受到了功利因素的侵蚀,坝村内生秩序发生了变化,家族内部成员为利益考量而疏离与之有利益冲突的家族秩序,按照“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地缘性结构。由于新结构缺乏伦理因素,这种分化不是永久的,一旦纠纷化解,他们会在适当的场合和机会中回复到原始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在伦理条件下和熟人社会中形成的高度地方性的秩序变迁,称之为“钟摆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