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鳞爪

一.“戴着脚镣跳舞”并非闻一多首倡留意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所谓“戴着脚镣跳舞”一说.五四文学革命后,一些新诗作者过于倾心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以致产生不少味同嚼蜡随意走笔之作,从内容到形式均明显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特质.为此,著名诗人闻一多撰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诗“不当废除格律”的主张,并详尽阐述了他所认为新诗格律应该有的“三美”要求.即必须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戴着脚镣跳舞”就是闻一多在阐述他的新诗理论时所提到的一个形象比喻.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戴着脚镣跳舞——论闻一多的新诗美学追求

针对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够严肃的现象，闻一多提出新诗格律化的主张，并以“三关”的关学原则及创作实践，规范了新诗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使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阶段。     

闻一多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浅探

闻一多的诗歌激情如火,洋溢着爱国思乡的深情.针对草创期新诗散漫无纪、毫无节制的滥情,闻一多倡导格律化,明确提出"三美"的诗学主张,这种文体的自觉,开启了中国形式主义诗学的先河.     

闻一多先生的中华民族文学观

闻一多先生从新诗创作实践中初步认识到地方色彩的重要意义 ,主张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特质 ;再从唐诗研究中探索出中华民族文学的两种主要特质 ,即关心社稷民生的写作内容和陶冶性情的写作效验。由此追根上溯到先秦典籍、上古民谣神话 ,其质朴健康的民情风俗 ,原始强大的生命活力 ,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素质和中华民族文学特质的真正源头。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歌舞艺术更使闻一多先生看到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广泛前景和创新途径。闻一多先生在长期实践和探索中形成的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文学观 ,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现代知识分子情感世界的切片解剖──论闻一多的情诗

现代知识分子情感世界的切片解剖──论闻一多的情诗刘川鄂闻一多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评，但研究并未终结。比如用比较诗学的方法专题研究外国诗对问诗的影响，研究闻一多的新诗“三美”主张对诗歌发展的具体贡献，运用形式主义文论研究其诗的意象世界，从文化...     

论诗歌的艺术美

论诗歌的艺术美刘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刚刚兴盛起来的新诗彻底摒弃诗的格律，主张无任何格律束缚的自由体。针对新诗创作上的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倾向，新月社的代表诗人闻一多在《诗镌》上发表了《诗要格律》一文，提出重建新诗格律，要求诗人“戴着脚镣跳舞”。闻一多所...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论闻一多新诗格律的民族化建构

闻一多提出要对中国新诗进行民族化建构。所谓“民族化”,意指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现代的转化。闻一多根据中国律诗和西方格律诗的内在契合,进行格律重建,创建了新格律诗理论。本文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三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民族化建构。     

闻一多民主理念下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

闻一多的一部分古典文学史研究明显溢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和现代政治与文化理念发生了深刻联系,体现出了"民主理念"这一"五四"语境下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民主理念下,闻一多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种贯通性的理解:一方面,他将"平民"的戏剧小说抬高到"贵族"的诗面前,另一方面,闻一多认为新诗应该向小说戏剧学习,实际上是要新诗"合乎民主"。闻一多将"民主事业"与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事业"联合起来考察,在他的诗论中可以看到民主理念与美学表现之间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新诗批评也有不少调整,而注意到了民主美学的"价值"和"效率"之争。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新诗教育:群体性解读与想象的共同体

正如教育系统是小学、中学和大学上下连贯的一样,新诗系统也应该是新诗和语文教育上下连贯,否则很多文学现象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更多的研究证明文学很难在文学内部得到完整的阐释.可以将新诗作为一种"新知识",探讨其在语文教育中被"生产"的过程,以及进入语文教材的新诗,在阅读过程中怎样被"意义增值"的过程.将新诗放回这种整体的视野中,超越内外之别,打破制度化的单一格局,无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艾青诗歌的启示美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艾青的诗歌创作是相当突出的。对他的诗歌作现实主义的分析和定位已成为流俗。如果从启示美的思路来考察艾青诗歌,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对于理解艾青诗歌也更全面。同时,循此思路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也会获得新的启示。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

在中国浩瀚的诗歌海洋里,古典诗词犹如一粒粒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文学殿堂里,并且给后人留下了不断诵读和研究的领地。而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现的地理空间问题,则是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从作品的题目、内容和研究意义三个方面来寻找突破口,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从而拓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