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及其价值诉求

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重涵义。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强调制度的合伦理性与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律化。制度伦理具有制度公正、制度自由、制度平等、制度民主的价值诉求。研究制度伦理价值的目的,在于建构制度的伦理秩序,在社会现实中,使得人们能够从合理的制度系统中汲取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进而促进社会制度的发展。     

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初探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存在于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制度本身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的活动。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是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催化剂;社会公正是制度与伦理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功利、公正、平等和共富的制度伦理     

论西方公共行政德性正义

西方德性正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义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德性,是公共行政人员最主要的美德。西方"道德代理人"理论指行为人不仅应当遵循道德原则,而且承认道德是他们的委托人。作为从事一项正义事业的公共行政人员,他们必然是正义的道德代理人,正义道德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委托人。     

从德性之美到城邦之善——论两种善的逻辑及其通约关系

在伦理学的学科内,何种事项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性,其本身就值得追求,之后确定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们需优先考虑的问题,至于是把幸福还是把善良意志确立为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的,则是在此之后才进行研究的题材。与此相关的是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尽管个体的德性是城邦之善的基础,但却无法从德性之美推论出城邦之善来。道德的个人和缺失道德的政府以及道德的政府和不道德的个人都可能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缺失道德的政府比不道德的个人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的"德性"(或城邦之善)如何可能的却没有真正成为伦理学深入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个体的德性取决于个体的"善良意志"或"优良品质",那么城邦之善则决定于精英集团的集体智慧和公共理性,也更取决于政治家和公务员的德性结构。分别讨论个体德性的结构和政府德性的生成,继而分析连接二者的逻辑环节,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任务。     

德性与“德性需要”的实现

德性是人在实践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具有价值特征和生命力量的内在精神品质。德性需要可以被理解为人对自身道德内在精神品质的依赖和要求。重视尊重德性需要的内容及其形成方式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德性源发的生命性和自我性,任何道德内容的展现及其德性的形成都包含着与个体生命发展逻辑相一致的个人的选择和谋划,是个人追求美好和幸福生活的过程。     

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是规范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普遍准则;是修养人德性和培育社会风尚的道德取向;是推进社会发展、创新社会规则的价值导向。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体现,坚定制度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研究述评

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势所必然,其必然性缘于现象、物质、观念三个层面。在道德建设的方向上虽然面临着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之争,制度伦理无疑是未来道德建设的重要一面,价值关怀与社会伦理是其两个向度。在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中必须坚持公正、人道、普遍性、历史性等原则。     

德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探究

道德是德性与规范的统一。如果说规范侧重外在规则、秩序、制度,德性则直指人内心。西方诸多伦理学家,如亚里士多德、麦金泰尔等,通过德性与人性、德性与共同体关系的论证,把德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本文以非理性因素作为分析对象,论证其作为德性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有三：其一,在人类早期共同体生活中,其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事出自然。其二,人类德性中诸如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是理性的直觉,使向善、理性成为可能。其三,德性倘若没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便不再完备。     

德性概念的三重内涵

正确理解德性概念,对于全面认识道德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德性指人对客观的、外在的东西的主观化或内在化;在人学意义上,德性指人在不断超越自身自然属性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人性上的内在“卓越或优秀”;在伦理学意义上,广义的德性指品德或品性,狭义的德性指美德。     

制度与德性的双重呼唤

伦理制度化已成为许多国家进行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但仅此要达到人际关系上的良序是不够的，伦理化的制度因其自身的不足和实施过程中的缺陷无法给加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伦理化的制度还应呼唤个人德性，要求提升个人德性，以此作其自身的支撑来弥补它在规导人际关系中存在的不足，以达成和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性

经济人假设虽然受到许多批评,但却是经济研究应该坚持的正确方法。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行为与大量事实基本相苻,同时也是完全正当的。针对经济人假设的形式化表达,西蒙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补充;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批评本身包含很大的问题。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路是降低对人的行为的要求,而提高对制度的要求。     

从学校德育教育的衔接与深化看德育体系的构建

解决目前学校德育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关键 ,是要做好大、中、小学德育的合理衔接与逐步深化。必须整体构建适应全面素质教育要求的学校德育体系 ,就是建立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并且是相对稳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     

论张载对传统道德观的重塑及其意义

在张载丰富的学术思想中,对"德"的强调和阐述占有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重视人的道德操守,将传统的"德"形而上学化,强调道德践履,重视道德培养的终极目标等.这对儒学道德体系的重构、传统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化以及世风的改变等有重大影响.     

创造性思维系统特征初探——兼谈与美育的密切关系

人的思维创造活动是作为开放系统而存在的，人是思维的主体，必须远离常规思维的原来平衡态。只有在这种自由创造状态中，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思维涨落，这种涨落会由于系统内部非线性作用的交互相干效应而迅速放大，形成巨涨落，演化成为新的思维创造活动的有序结构。本文从系统理论角度分析创造性思维系统的运作及形成条件。在这种系统中，非逻辑思维占有重要位置，直觉、灵感、想象则成为创造过程的精华。而且，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与美育密切相关的。     

诚信相关概念辨析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 ,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评价标准的作用 ,而中国目前的整体诚信状况令人堪忧 ,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通过对与诚信相关的“出于诚信”与“合于诚信”、“道德诚信”与“经济诚信”、“社会诚信”与“个体诚信”这三组概念的辨析 ,能对社会诚信的建构起一定的启示作用。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与统筹发展观

人类中心主义根本否认自然的价值、生态中心尊严和权利,割裂了人与环境的共存和谐关系,其结果严重损害到人类自身的利益;生态平等的思想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但是,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与人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否认人的主体性,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同样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崭新理念,是我们今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明代中期司法运作实态之管窥——以何孝子案为例

何孝子案是发生于明弘治朝的血亲复仇案。就该案自身而言,其诸多细节影响着判决的走向;从司法运作角度论,案件暴露了在高度强化的皇权体制下司法运作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该案从案牍材料变为道德教材,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文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生机制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生机制包括社会性机制和个体性机制两个子系统的动力机制。社会性动力机制主要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和导引,组织化机制,非组织化机制。个体性动力机制主要有道德需要的产生,道德情感的激励,道德理性的控制,道德价值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需要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发挥两种动力机制的综合作用。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社会效应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的宏观背景下,针对民事"执行难"问题,在多年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互动的基础上出台的。该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必将在操作、司法、道德、制度等层面带来正面的社会效应。这些效应受到该制度在法院系统内的实施效果、法院系统内外的联动水平、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诚信文化的建设成效等因素的影响。实现社会效应的扩张需从确保制度实现、构建诉讼征信系统、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信用文化培育四个层面着力。     

唐太宗德治思想及践行

唐太宗登基后倾力实践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创建了“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唐太宗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君者政源、主明臣直、己正则天下正等内容。唐太宗德治践行活动的特点是:心存百姓,沥心勤政,从谏如流,改过不吝,克己省身,公正无偏,勤学明理,戒奢从简。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及其践行活动能为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践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