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的形象传播与危机修复

在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期望利用媒体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把美国政府打扮成“伸张正义的英雄”。然而,当伊拉克局势恶化后,布什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持续下跌,在公共舆论的谴责下布什政府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以此事件为背景,对两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一是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正面形象传播的路径和传播机制;二是布什政府在陷入形象危机时,如何利用舆论传播对自身形象进行修复。     

国家形象的心理形成机制初探

本文在总结“国家形象”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内涵与主要特性,借助“认知透镜模型”建构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基本框架,指出首因效应、好恶效应、光环效应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结果的主要心理因素,而抽样错误、信息不充分加上文化、价值因素的过滤作用通常会导致对华形象认知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基于俄语语料库的“中国形象”定型研究

国家形象的语言定型是认知主体对该国的主观认知在语言层面的投射与表征，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借助语言定型理论，以俄罗斯国家语料库中的涉华文本为语料，考察“中国形象”的语言定型，能够进一步精确俄塑“中国形象”,挖掘影响形象建构的精神文化因素，以期有的放矢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中俄相互理解，深化两国交流合作。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我国幼儿教师形象认知变迁研究——基于近二十年新浪、搜狐与腾讯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

对2001-2020年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关于幼儿教师形象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二十年来我国幼儿教师形象认知内容从关注师表形象到关注师德形象,认知态度从正面报道为主到以负面倾向占据主导,认知期待从幼儿教师养育者形象向幼儿教师专业者形象过度。探究认知变化背后的原因发现:国家相关政策颁布拓展形象认知;媒体语言“象征性权力”滥用误导形象认知;社会大众育儿观念变化反刍形象认知。今后需增强正面报道、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对幼师职业的全面认知,培养大众科学育儿观,多方协同塑造新时代幼儿教师良好新形象。     

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到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基于国家形象学研究的考察

中俄两国互视与国家形象变迁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和现实影响。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罗斯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导致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朦胧性；“中国威胁论”的复活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使俄罗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手，但同时也是学习的榜样。基于这些因素，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则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政治性特点，中俄关系变迁主导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总体走向。同时，公众主观认识和浓郁的苏联情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演变。中俄国家形象的变迁启示我们既要带领人民创造一种幸福安康的、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要向国际社会积极传达中国声音，从内到外，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敢于担当的大国形象。     

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为中心

13世纪的蒙古西征打通了东西交流的通道。紧接着欧洲的一些使者、商人和旅行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入东方,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形象开始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这些使者和游历者从“异者”的视角讲述了13-14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社会风貌、城市生活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们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对欧洲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后进入中国的欧洲游历者身份不同,目的不同,所涉足的时段和地域不同,所观察的视角不同,其所传递的中国形象也各有差异。通过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析当时欧洲人对蒙古以及元朝中国形象的认知。     

网游青少年媒介形象的偏差及其重塑

当前,大众媒介对网游青少年形象呈现刻板化,将其形塑为“施暴者”与“受害者”,已然影响了公众对网游青少年的认知和网游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影响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净化网游青少年游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同时,有必要重塑网游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自觉遵从“保引并重”的报道原则、坚持“责任首位”的媒介旨趣和优化“从严把关”的媒介机制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批评话语研究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中投射了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通过互文、隐喻、过度词汇化等手法,建构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等不实中国环境镜像。应用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从言语描述、话语实践解释、社会实践阐释三个维度对《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语料库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报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化权力和污名化中国环境与中国形象的铺垫效果。在中国主动发声的形象“自塑”建构进程中,需要提升中国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科学性”与“跨文化性”,以强化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范式与实践能力。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对华政治策略

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者始终敌视中国,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把中国视作取代苏联的下一个战略对手和巨大威胁,主张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很大,采取了“反共主义”策略,遏制中国崛起;突出意识形态,推动民主进程;突出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对华政治战略,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全面认识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与东亚峰会

2011年美国成为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对于东亚峰会,美国政府的态度经历了巨大转变。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东亚峰会持漠视和观望态度。然而,为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开拓亚太市场、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政府积极寻求加入东亚峰会。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后,不但会影响东亚峰会本身的演进,而且将对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国际关系的走势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进程与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包含程序性融入和规范性融入两个层次。1996年之前,美国因素虽然阻碍了中国对国际人权两公约的程序性融入,但却引发和推动了中国的规范性融入。1996年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因素从程序和规范两个方面都促进了中国融入的进程,推动中国签署了两公约。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发挥作用,但它只是非决定性的外部因素,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根本动力是国内的改革开放。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合作的空间。     

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因素论

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和外交战略层面的意义。交替出现的各种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当中美政治关系好转时,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加强;当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激烈时,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凸显。当积极的经济因素占主导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便会一帆风顺;当消极经济因素出现时,中美经贸摩擦便会明显增多。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战略互信与中美关系

"战略互信"是近年来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随着奥巴马访华,"战略互信"成了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战略互信不但有助于化解中美结构性矛盾,而且有利于中美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挑战。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途径包括做出承诺、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深化和完善对话交流机制、建立国际机制等等。由于受双方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中美战略互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向中度信任的方向发展,但无法达到美国与日本、欧盟之间那种高度信任的水平。     

经济合作与20世纪40年代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最早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在中国解决白银危机的过程中，经历了国际合作解决路线与美国单独协商等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最终进行了币制改革并在实质上将法币盯紧美元，形成了中美特殊经济关系。而随着远东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美特殊关系逐渐由经济走向政治、军事层面。     

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失衡进行,而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指出两国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为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美贸易新的增长点。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研究

八国集团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举足轻重,中国对于是否加入八国集团表现的顾虑重重。究其原因,一是担心八国集团会架空联合国;二是中国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八国集团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三是八国集团曾经在1989年制裁过我们。但是,我们加入八国集团却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更好的改善中美关系;二是可以吸引和争取更多的投资和贷款;三是可以从八国集团的内部影响八国集团的决策;四是符合我们的大国外交战略。相反,如果我们长期远离八国集团,就可能在将来被边缘化。在加入的方式上,中国可以先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八国首脑会议,等待合适时机,正式加入。     

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1959—1989)

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了长期的干涉活动.国会早期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包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秘密行动提供资金保障;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从1987年开始,国会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插手西藏事务,其立法活动的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不仅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