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

地图既是地理信息载体,又是特定文化或政治观念的象征性表达,从中可以了解特定地区的人在特定时代里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16—18世纪欧洲人绘制的许多地图,生动体现了基督教观念与近代文明观念双重作用下的欧洲本位主义情绪,以及在此种心态下对世界其他部分的评价。欧洲历史上一些富有特色的地图和地理书插画展现了欧洲人如何形成并表达一种等级制的世界地理观,而中国在这个等级序列中的位置是近代欧洲人中国观的重要表现之一,亦是文化交流中值得反思的内容。     

我国形象化历史地图诸问题索隐

形象化历史地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创制和使用的地图。地图的形象化,既反映了我国早期地图的原始性,又反映了先民认识地理和描绘地理的客观性。形象化历史地图的最主要特征即是在地图图面上描绘有地图所涉地域的山脉、川泽、林木、村落、道路等地理实体和野兽等的立体图象,形象化历史地图,在我国历史上绘制和运用时间长达5000年左右,其间虽然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基本绘制方法的运用则久盛不衰。     

宋元版刻城市地图考录

现存的宋元版刻城市地图构成一组研究价值颇高的古舆图史料群,文章在系统整理宋元方志、《永乐大典》及后世方志等文献之中该类地图的基础上,利用宋刊本《严州图经》、清抄本《宝祐重修琴川志》等典型案例,深入辨析该类地图的版本源流及舆图由来,并通过对图式与内容表现的综合考察,尝试归纳其区域性与制图学特征,进而揭示宋元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地图的资料特性与研究潜质。     

全球化语境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问题的历史叙述

还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中国近代史学界就已注意到中国学术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问题，研究的重点也逐渐转向外交、中西关系、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或冲突这类“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课题上；再加上一些学者开始谈及目前迅     

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处理察其对湖广地区地图绘制的影响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我国首次采用西方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实测后绘制的有地理坐标的地图,在我国地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其数学要素和地理要素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对该图湖广地区进行分层数字化,可形成以该图完成年代为时间界面的、覆盖目前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和地名数据库,为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应用提供基础;可以考察清代一系列地图地理要素的流传过程,进而分析湖广地区的国家管控过程和地域发展历程,可望破解以往一些历史政区研究的学术难题。自清代中后期,湖广地区总图和湖北湖南省图基本都渊源于《皇舆全览图》,光绪年间湖北湖南两省新一轮地图测绘与舆图绘制也继承了《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技术及绘图方法,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吸收《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长处、参照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基础上绘制的湖北本省舆图。《皇舆全览图》对湖广地区方志地图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先进测绘技术的运用基本上到清朝后期才体现到方志地图上。     

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旧体诗词与新文学在艺术功能、表现对象上的互补性,使得新文学家有了在新旧文学之间腾椰转换的自由空间.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广泛存在,表明20世纪对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新旧文学交替的世纪.在新文学家旧体诗的评价问题上,我们需要纵横两个坐标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予以现照,才能对其做出公允、恰当的结论.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自由主义视域下激进论与调和论的分殊——"五四"前后的两种新文化构建方案

"五四"前后,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在应对东西文化与新旧文化问题上,文化激进论与调和论应时而生.激进论者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惰性及与西方文化的差距,希望以"开放的文化观念"接纳西方文化,以新代旧.调和论者则批评激进论者对西学不加鉴别,主张接续新旧,调和东西,创造新文化.主张的不同在于:激进论者在文化上追求"理性共识"的一元论,而文化调和论则力图承认文化的多元以达到不同文化的涵化整合,促进新文化的生成.这种分殊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主张上的类型差异.     

今存《永乐大典》之宋元城市图渊源考辨

《永乐大典》今存残卷之中收录了“(汀州)郡城”图、“建武军图”及“安南国图”“潮州路城图”“元河南志图”这四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宋元城市地图。通过对这些地图图式与内容表现的综合考察,详细考订成图年代,同时利用图、文合勘手段,深入辨析《永乐大典》所引相关宋元志书及其记载,查证这四种地图的摹录底本与图源文献,并据此归纳《永乐大典》之地志编例与地图采录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于历来争议较多的《永乐大典》所收洛阳城地图进行多角度探讨,确认此图当源于元《河南志》。     

中国近代散文的多重变奏

近代散文在新旧文化潮流交替中经历了４次重大转变：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表现出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从１９世纪初起，冯桂芬、王韬等人又以改革者的开拓气概，把近代散文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在与甲午风云结伴而来的近代散文变革高潮中，梁启超等维新变政者的文体创新开创了一代新文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秋瑾、邹容等民主革命家散文的语言革新迈出了近代散文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对近代白话文的形成及文体拓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散文的这一创作主流与恪守传统却又起着微妙变化的散文流派汇成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多重变奏。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的起源

公司制度兴起于近代英国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探讨近代英国公司制度起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不够,而国外学者的研究启动早、成果多,并形成了"进化派"与"继受派"等不同观点.只有坚持唯物史观,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的起源问题才能够得到科学理解和正确把握.近代英国公司制度在形式上是法律制度,公司是法人;在本质内容上则是经济制度,公司就是财产.这是两种研究视角,也是两条实际的历史线索,它们在近代以前是分头并进的.到了 16世纪,公司法人与公司财产开始合二为一,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由此起源.     

新旧之争中的诗歌立场——陈三立的诗歌新旧观论

近代新旧之争中,陈三立在政治、文化、诗歌上都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于传统,有着强烈的依恋感,强调变动中的历史延续性和渐进性.不过他也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而是表现出近代理性区分意识.这一立场落实于诗歌上,他对新诗的崛起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新诗的意图.相反,在新诗与旧诗的结合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对新文学革命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9世纪我国办报中心转移的历史考察

我国近代报纸是19世纪40年代在香港兴起,而后一直到60年代前香港一直是我国的办报中心。当时香港办报的数量,尤其是外文报纸的数量居全国之首,我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也是香港出版的。香港在我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的办报事业逐渐发展并繁荣,最终取代了香港,成为我国第二个办报中心。     

近代天津城市文化中的租界元素研究

地处中国城市中的外国租界地,因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特点,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交汇地.本文以天津为例,详细论述了租界对近代天津住、食、玩三方面的深刻影响,指出近代天津城市文化的变迁既不表现为传统因素的顽固保守,也不表现为“全盘西化”,而表现出中西杂糅、新旧并陈的过渡性特征.而天津正是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多元文化.     

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更新的贡献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中国古代单幅“天下图”演变谱系

“天下图”是古代中国人根据天圆地方宇宙观绘制的世界地图,包括单幅地图和书籍插图两类。单幅“天下图”在汉代已经出现,书籍插图则产生于北宋。单幅“天下图”的演变谱系是：汉唐时期绘制在丝绸上,绘制者是高官重臣;宋代又被刻在立于官学中的石碑上,为科举考试服务;1550年左右出现了作为民间大众读物的“天下名胜舆图”,绘制者是底层知识分子,通过市场网络传播;1600年左右,从“天下名胜舆图”中派生出一种变异的新型单幅地图;清代,“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成为最流行的单幅“天下图”,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渐被以“世界地图”为题的单幅地图取代。中国古代地图学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并非按照欧洲模式演进。在尊重科学准则的前提下,如何吸纳其积极元素,值得思考。     

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近代经济

进入 20世纪以后，江西社会以近代经济的曲折、缓慢发展为基本特点之一，继续朝着近代化目标演变，呈现出历史阶段性，并表现明显的弱点与特点。江西未能实现经济近代化的美梦，有其各种因素互为因果起作用。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封建主义及新旧军阀政府的压迫与剥削；缺乏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包买商制与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

20世纪初期,包买制在我国乡村手工业尤其是若干手工业经济区中广泛存在.它是20世纪初期市场机会的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由于它的出现解决了农村工业生产中的技术、资金、品控和销售等重要问题,从而推动了20世纪初期农村工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随着市场环境的逆转,包买商制出现衰落,近代中国农村工业也由兴盛走向衰落.     

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生成缘由

20世纪40年代,战争改变了一切,并给人们带来一场空前的劫难,也正是这幅因历史的强行进入而形成的战时的文学地图,为20世纪40年代年代乡土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正是在这幅由战争所形成的弥漫着硝烟的文学地图上,特殊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本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外在客体因素,而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和他们对时代召唤的感应与主动选择,则构成了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