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周亡(无)王九年”浅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所言"周亡(无)王九年",涉及东周初年平王继位与东迁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颇受关注。"周亡王九年",当如整理者所言,指周幽王灭后的九年,即公元前770—前762年。这九年,既是虢公翰及邦君诸正所立携惠王的元年至九年,亦是被申侯、晋侯等所立周平王的元年至九年。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文献所载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一系列史实和在位时间相印证。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     

清华简“周亡王九年”新释

"周亡王九年"不应该是携惠王被晋文侯杀后的九年,而应为周幽王亡后的九年。"廿又一年"应属晋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760年)。周幽王亡年(公元前770年)与晋文侯二十一年中间正好相隔整整十年。考虑到文侯迎立平王需要一个过程,时间可能会有一年半载的差异,那么九年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华简《系年》相关春秋霸政史三考——兼说《左传》“艳而富”

清华简《系年》的相关材料可补传统史学对郑庄小霸及齐桓晋文霸业的论述。郑国小霸局面始自郑武公,武公挟周众征东方诸侯,灭虢、郐,建霸权。文献所记"武公之略"是武公霸权所及而非郑境,郑庄小霸仅是武公霸权的遗绪。齐桓并无戍卫之举,而是在卫戴公卒后扶植亲己的卫公子继位。所扶植的卫文公并无英明才干,《左传》所记多有谀辞。晋国召戎人开发南境,戎人成为晋的一支生力军,《系年》记城濮之战晋方有群戎参加,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受儒家尊王攘夷观念影响以及为贤者讳的书法原则,《春秋》、《左传》对齐晋霸业的叙述进行改造,一定程度上失之于诬。     

清华简《系年》与少暤“西迁”之谜

传世文献记载,少暤氏以鸟纪官,在东夷建立了“鸟”的王国;少皡主西方,为金天氏,是白帝之子,元典提供的信息已经无法解释少暤的身份之谜.清华简《系年》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真相.奄(商奄)是少暤的后裔.周初成王“践奄”,将其中一部奄人西迁到甘陕的汧渭之间,西迁的奄人就是赢秦的祖先.秦襄公始为诸侯,郊祀先祖少暤,称之为白帝.从此,少暤由东方民族的始祖神一跃成为西方的主宰神,即由东夷古帝演变成五行帝的西方白帝.     

从清华简《系年》看“武庚之乱”

清华简《系年》简文的出现不但证实了周初大保簋铭文中所见的"录子圣"即为传世文献中的武庚,亦为认识和了解周初的"武庚之乱"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结合简文和西周金文来看,这场商室贵族发动的叛乱有其内在更为深刻的原因,成王之世的东征不仅仅是平定叛乱,更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正式确立西周在东方的统治地位。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清华简《系年》首章新研——兼及“国人暴动”、“共和行政”问题

本文以《国语》为参照,将清华简《系年》首章部分简文重新释文、断句,并做注解和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国人暴动"、"共和"问题,认为"国人暴动"的"国人"指的是居住于镐京的平民,但废黜、流放厉王的并非"国人",而是姬姓诸侯;所谓"共和"既非周公、召公共同行政,也非"共伯和干王政",而是邵公代行王政。     

“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

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 “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     

再现“大九州”——“《春秋》邹氏学”与“中国居中”之经学前景图像建构

以魏源为代表的《海国图志》之世界五大洲新图像,反映了晚清以降中国"居东"图式的主流与接受倾向。廖平面对魏源及其晚明源头利玛窦的西洋新图模式,自儒家典籍旧章中,以重读"大九州"的进路而"再现邹衍",企图收编其学为"《春秋》邹氏学"。廖平一生经历的清末民初,皆在追索"孔子之学"在五大洲新世界意义再生的可能,如何将孔子之学置入世界,并且再度"居中",正是廖平萦绕一生的课题。近代视域中曾被遗忘的廖平学,重读其图像模式的经学论述,是东西方遭遇下的"五大洲与大九州"之当代课题。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春秋竞怜判歌”的艺术表现——《万叶集》第一卷第十六首歌的研究与欣赏

《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纯文学的和歌总集 ,其作者之一额田王是万叶初期的女歌人。她的歌受到中国汉诗文审美艺术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和歌由记、纪歌谣向正规和歌类型转变的最初形态。从她身上可窥见到过渡时期歌人所具有的古代性和现代性的交融。     

“姜嫄生后稷”中的“缺失”——从《诗经·大雅·生民》读解周民族的思想特性

《诗经·大雅·生民》讲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的出生与业绩,其中隐含着某种迄今还未被人关注的奇特之处。通过揭示这种独特之处,并将它与其他的创始人传说,特别是古希腊神话和《新旧约全书》中的创始人传说进行对比,才得以显示周文化以及直接源自周文化的儒家、道家的独特的思想倾向。"缺失"在这里主要指"对象"的缺失,而不意味着意义与神性的缺乏。     

“虽本史实，并含异闻”：春秋剑中的越人精神世界——以《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越王勾践剑为中心

作为区域性的文化符号,春秋越剑凝聚了千百年来越人深厚的人文历史与丰富的生活意涵。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合中,越人不断于锻打中求坚韧、于淬火中求刚劲、于磨砺中求锋利、于明灭中求华美,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人生的期盼灌注到以越王勾践剑为标识的精神源头之上。这一区域性的越人铸剑之路,体现着于继承中求创新、于规则处求自由、于平淡处求高明、于琐碎处求超越的形上生命追求,孕育出了千千万万个自觉为“越人”的浙江人。在迈进民族历史新时代的历程中,我们需要继续挖掘、弘扬沉潜在越王剑中的越人精神,以塑造更加富于创造性的浙江品格。     

自私冷酷真性情——试析《雷雨》“周鲁相认”一场戏中周朴园的性格冲突

没有戏剧的矛盾冲突就没有<雷雨>,没有性格的矛盾冲突也就没有周朴园.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他有至情至性的一面,作为一个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资本家、一个封建家长他的阶级属性又决定他有自私冷酷伪善的一面,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也是真实的,是不同于其他人的"这一个",是自私冷酷真性情.     

周恩来赴黄埔前的“军阀”话语应用——以《周恩来早期文集》为例

近代"军阀"概念由日本传入我国,至大革命时期,获得"市民权",并成为建设黄埔党军的理论武器。作为黄埔军校政工制度的实际开创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曾在军校政治教育和革命工作中大量应用了"军阀"话语。然而,从"军阀"话语应用的视角透视早期共产党人建军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仍显不足。梳理周恩来早期的"军阀"话语应用,可以发现,黄埔时期的革命实践是对其早期军阀话语应用的继承和发展。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