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为归——罗近溪哲学主旨探微

罗近溪哲学的主旨并非仅仅在于其对所谓“赤子之心”的发明,也并非可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求仁为宗”,而那种近溪学说“近禅”的说法则更是流于对其思想的不可原谅的误读.与所有这些解读不同,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其主旨应体现为近溪思想作为泰州学派“身道”的真正光大者,在把身体的“亲亲”之知体还原为“生生”之本体的同时,还与此一致地把整个世界理解为“身向家的生成”这一生命谱系的衍化活动及衍化过程,从而开显出中国哲学思想所特有的“家本”的理论深髓.这使得近溪学说的推出既可视为一种“后理学”意义上的对中国哲学的理论开新,又直续《易》、《礼》,代表了在中国文化业已步入“家道中落”乃至“无家可归”的历史境遇之际,新一代思想家对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宗亲之道”、“宗法之道”的历史回归.     

“闻鹧鸪”新解

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山深闻鹧鸪”句,异解颇多.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释此句曰:“‘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近人邓广铭先生反驳说:“所谓‘山深闻鹧鸪’者,盖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谓恢复之事决行不得也。”(转引自刘逸生《宋词小札》)刘逸生先生则认为:邓先生的解释“这自然比罗大经的解释合理,但个人以为这些鹧鸪之声应该是指投降派的叫嚷。因为这更近于作者写此词时的心情。”     

试论孙应鳌的哲学地位和影响

明嘉靖,万历年间,贵州高原出了位闻名遐迩的哲学家孙应鳌。当时他与国内第一流思想家罗近溪、赵大洲,耿楚侗等齐名,被尊为“理学名儒”,“誉满天下”。孙一生写下许多著作,分文集、诗集、专著、音韵等,文丰意阂,是“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其中,《四书近语》、《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等主要著作在当时就刊行于世,后来传到中原和日本,孙应鳌去世以后,由于传业无人,加上几次兵乱,其著作曾一度零散、遗失,到清初百余年间几乎     

如何认识“主体中国”？——评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

在阅读了邓正来先生的力作——《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之后,笔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对＂中国＂的认识上。邓先生在文本中对他所言之＂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阐释,不过,他对＂中国＂这一概念的阐释仍不够清晰和明确。邓先生在文本中说：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易经》对《老子》的影响

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问他:往日夫子教导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占”,何以老来好《易》?对此孔子详作回答,其要点是:“前祥而致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缺点以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求其德而已矣,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易》有君道焉”(见帛书《易·要》).这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说明年老前之孔子并不好《易》.者子也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者,但其史官身份,要求他必须了解并研究《易》.因为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是相兼相通”(李学勤语),甚至“周易这个典籍的编纂出于史官”(朱伯崑语).所以.孔子所说的那几条理由,皆适用于老子.事实上,老子当比孔子更早更多地接触与研究《易》,受其影响更大,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比问题加以阐述.     

《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

《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古代医学术语、概念以及借用医论的理论阐述,其《定势》之“势”亦在此之列.刘勰把文学作品比作人的生命体,并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借助医论建构了生命体之“势”.“势”指由情、辞、气、意、宫商、朱紫等构成的生命体所显示出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一种和谐健康之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活力、感染力、生新潜力.有刚柔、奇正、雅郑之势,有总一之势、兼势,有离势、讹势、怪势.鉴“势”之法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法类比性发展而来的“六观”.     

《山海经》浅论

《山海经》详于言山、言水,略于言海,谓之“山海经”名似不正,故辨之。(一)由《山经》五方山系的走向状况及所述山名可考可知者,可以肯定《山经》所载之地域为今之南起江、浙,北至豫、晋,西起陕,东至鲁的多山丘陵地带。而《海经》并非言“海”,所谓“海外”、“海内”之“海”是被作为欲述主体的“位置”的“座标”,其本身并非“主体”。《山经》、《海经》所载“山北海南”的地貌特征符合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理特点,此实为远古先民对我国古代疆域原貌的真实记录,非“虚构的神话”。(二)古人关于“方位”有三类体系,即“四方体系(东南西北)”、“五方体系(东南西北中)”、“《河图》、《洛书》体系(北东中西南)”,其中,“四方体系”、“五方体系”乃东部初民“天象观感”的“自然主义”产物,“《河图》、《洛书》体系”是从哲学义理角度对人类文明所作的精辟概括。《山海经》采用“四方”“五方”体系,尤其是《大荒经》用“东南西北”体系,可征《大荒经》为《山海经》的最初文本。(三)《山海经》之“始态”只是“图”,是太古初民之岩画的摹本。“文”后图而作,是对“图”的直观的描述与解释。《山海经》成书的历程是：初“由图生文”(“图文异处”)、“图”亡“文存”;复“由文生图”(“图文异处”)、“图”再亡而“文犹存”;再“由文生图”(“图文合壁”)。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庄子“真人”论

《庄子》一书洋洋乎十余万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庄子·天下》,下引《庄子》之文只注篇名）不为王侯将相之安邦治国,不为圣人君子之普渡众生,只为要塑造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天下》）,“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的理想人格──“真人”①。正如司马迁所说,庄子“其言　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②。本文旨在探讨庄子“真人”人格的理论根基、品格特征和修为之法。一、道通为一庄子在《齐物论》第一段中为我们展示了两幅极其精彩…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文马与鸡斯之乘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天门上有二神马,披马衣,绘花纹,盖即所谓“文马”,模拟西戎名马之有纹者。文马较占老之名称应是“鸡斯之乘”。除《山海经》郭注引《六韬》外,《淮南子·道应训》亦谓:“鸡斯,神马也。”鸡斯语讹为《逸周书》《山海经》《说文》洁黄、吉皇、吉良(或云,吉黄、吉良为吉斯之黄马、良马,待考),吉黄又音变为《穆传》之渠黄、《文选》李注引《瑞应图》之吉光,而《逸周书·王会》古黄之古则吉之误字也;鸡目、鸡尾之颈,容或有之,然云“鸡”则亦从“鸡斯”附会也。而“文马”者,初谓其毛色有花纹,后乃以彩绘于马衣以象之。鸡斯文马之来源于西戎,诸书无异词。鸡斯     

读王安石《材论》

灯下漫读,《王临川全集》卷六十四有—篇《材论》,很有些发人深思的地方。 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王安石《材论》中十分突出的思想。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反映出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人才问题上卓越见解。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取材》,《兴贤》、《委任》等篇中,也都一再得到阐发。王安石纵观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     

“阮旨遥深”——试评阮籍《咏怀》诗的思想内容

<正>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阮籍的《咏怀》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诗品》认为它是“斯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并把它列为上品,评价很高.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对之极为推崇,指出:“阮嗣宗《咏怀》,……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认为连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五言古诗都不能与阮籍的《咏怀》诗相提并论.但是,多少年来,对阮诗进行深刻而系统地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这是因为阮诗“文多隐蔽”.“兴寄无端,不易理解,     

说“封”

<正> 一、“封”字的本义问题“封”之本义,过去均从《说文》训为“爵诸侯之土也”.自郭沫若提出“经界”之新解后,现代诸家改而应之者日多.郭氏认为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封”字即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郭说之主要论据有三:①据甲、金文字,“封”之字形,象植树于土,以明经界.②《散氏盘》记有划定疆界之事,铭文共十八个“封”字,郭氏曰:“除井邑封道一字外,均与近人之建立经界无异”.③引《周礼》司徒之职与封人之掌中之两材料,证明“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也”.(详见郭著《甲研上册释封》).“封”之本义如以郭说之“经界”为确论,则《说文》所解当属后起之义.《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候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古文封省.土,籀文封”.按,“封”字甲骨文作(?)、(?)、(?),从丰从土,或加“又”作(?)(京津4499),正如郭氏所说,均象植树于土,以明经界.金文形体亦基本相同,如《康候丰鼎》作(?),《调生簋》作(?),或有省“土”而于丰下加“又”者,如《散氏盘》“封”字作(?),象双手植树形.小篆作(?),篆体(?),殆为(?)之讹,“又”与“寸”通,故许慎析为“从之从土从寸”,徐锴又以“从之从土”为说,谓“各之其土也,会意”.(见大徐本“封”下注),后世治《说文》者     

试论古汉语借代造词法

借代,是一种修辞格,指“不直接说出事物的名称,而借用与某事物密切相关的名称来称呼它”.借代辞格运用于造词,即借代造词法,指借用相关事物的名称来代替事物的本名,固定在词中.例如:(1)仓促骨肉情,能不怀辛苦?(曹植《赠白马王彪》)(2)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柳宗元《闻黄鹂诗》)(1)中用“骨肉”代“至亲”.(2)用“桑梓”代“故乡”“乡里”,语出《诗经·小雅·小弁》:“唯桑与梓,必恭敬上.”朱熹《诗集传》解释说:“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大量存在,即一个概念本来有确定的词语来表示,而有人却使用另外与之有联系的词语表示这个概念,并且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承认和运用,从而形成借代义,对于这种借代造词,以前很少专门论及,有的只从修辞角度来研究,也是略而不具.本文拟就借代造词的种类和特征、产生的原因和规律以及在语言发展上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讨.§1.借代造词法的种类和特征1.1种类1.1.1以人的形貌或其他特征代指某种人.如:如仆者,亦岂须眉而巾帼者哉?(沈起凤《谐铎·巾帼幕宾》)“须”是胡须,男子才有胡须,故用“须眉”借指男子.“巾”和“帼”都是古代妇女戴在头上的饰物,故用来代指妇女.旧时用形貌或饰物特征代指女子的还有:粉黛、蛾眉、红颜、指粉、裙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