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重塑国民：中华民国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元身份问题

以“元身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获悉社会共同体重构的规律性认识。在近代中国,伴随着“重塑国民”的元身份变革,社会共同体进入了反反复复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国民”身份重塑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围绕着不同的元身份展开激烈的争夺,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和对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不可能脱离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界定,现代国家加强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从而构建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当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围绕着元身份产生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

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交互影响,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三重性: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宪法学的角度、从公民这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出发来考察,传统上系伊斯兰教在内地之主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回族,客观上加快了分化态势.     

市场化条件下身份格局的变化:分化、延续与转换--从身份的视角看中国社会分层秩序问题

市场化的趋势和各项制度改革在引发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巨变的同时,并未导致社会身份体制的简单解体.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原有身份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碎片化趋势,而且也发生着延续性和转换性的变化,身份原则在社会的利益分配中仍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显然会对社会秩序的性质、演变的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典型身份社会。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身份是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个体具有高度的依附性。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泛行政等级制度,将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社会呈现准身份特性。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社会。市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自主、平等、法治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呼唤契约文化、契约理论和契约实践,以推动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     

论民族个体身份的双重性

对民族个体的身份特征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民族个体成员既是某一主权国家的公民,拥有"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也是某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拥有"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比较而言,公民身份是所有民族个体都具有的共性身份,民族身份则是其个性身份;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往往要胜过民族身份,但强调其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民族身份无关宏旨。鉴于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可能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构成威胁,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赋予具有差异公民身份的民族个体以差别权利,不失为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的有效方式。     

对公民身份双重维度的演变分新

公民身份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对公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释。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通过对古希腊以来公民身份的演变分析,对公民身份中的权利和义务维度作整体性的把握,以期在“公民”概念至今仍然不断完善的今天,为正确把握和处理重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身份的双向建构

探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和重视公民责任的共和主义模式.将公民身份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引入当代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视阈之中,我们发现,臣民文化传统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现实障碍.通过国家-公民与公民-国家来双向建构公民身份,使政府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理念,让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等途径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各种义务,从而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幅和谐的未来图景.     

公民身份与城市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供给——基于杭州市外来人口调查的分析

公民身份也称为公民权利.公民身份的确认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国家权力必须承担的责任.公民权利对每一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社会权利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相联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公民身份的普遍确认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城市外来人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确认了城市外来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实质性公民身份,是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杭州市政府把实现外来人口和原住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建设品质之城的重要举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但是,杭州市外来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必须在强化公民权利意识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外来人口和原住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公民教育:国家视阈下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公民与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迎合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公民身份,不仅拓宽了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也隐含着对构建公民身份的路径选择.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的任务亟待加强,这不仅关系着不同民族对公民身份的价值取向,也关系着不同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可.     

公民身份认同:政策协商对话中的社会粘合基础

公民身份认同能够为政策协商对话提供社会粘合基础。从应然层面来讲,公民身份认同催生了权利意识的觉醒,改变公民的政治冷漠状态;提高了社会成员身份平等的认知,消解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公共性疏离;养成社会共同价值观,形成了公民间的引力磁场。但是,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诸多因素造成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使社会成员难以粘合。就此,需要一系列的路径设计来提升公民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完善公民教育系统设计,强化自我概念的建构;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权利与责任的认知;拓展参与型公民文化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相互包容性;建构多样化协商场域,激励公民在场与发声的动机。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近代刑法观念的裂变：从身份等级到公民平等

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八议”、“官当”、“请”、“减”、“赎”等制度表现了刑法上的身份等级。太平天国运动、清末修律以及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有关公民平等的立法活动，初步确立近代社会中的公民平等。从身份等级到公民平等转变基于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对加快社会进步和推进民主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公民身份的主导理念,奠定了西方公民身份的基本格局.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为基点,以权利为核心,建构一种消极的公民形象.它追求自由最大化,强调价值多元,但也认为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同样需要价值共识.因此,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以权利教育为核心,辅助以公民美德教育,目的是培养捍卫权利的消极公民.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失地农民公民身份及其社会保障公平性研究

公民身份是社会保障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社会保障公平性的价值基础.探讨公民身份必须以特定社会群体具体实践来考察其公民身份的具体形态.目前失地农民公民身份缺失导致其社会保障待遇不公平,究其原因主要是立宪中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导思想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观念惯性致使农民个体权利被长期忽略以及农民缺乏主张自由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保障失地农民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就必须确认其土地产权,使其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畅通社会保障诉求渠道.失地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必然是一个进行社会抗争和政府赋权相互融合的政治过程.     

身份偏见及其对认知的影响——从证言知识说起

身份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身份偏见都随处可见,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认知领域,基于“固化观念”形成的“固化身份偏见”正不断地冲击着人类的证言知识,这体现为:在“证言交易”中,听者经常会基于身份偏见而降低说者的可信度,从而剥夺后者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对说者的不公对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认知和伦理生态.面临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需要理性地审视人类的证言实践,以理性分析抵制身份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社会认知领域的“同感”理论来清除身份偏见的恶劣影响.     

当公民身份遭遇女权主义

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当公民身份遭遇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公民身份的“性别盲点”和“性别霸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女权主义对公民身份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公民身份的彻底摒弃和颠覆,而是对公民身份的“去蔽化”,是对“去蔽化”后的公民身份进行“改写”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