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条件下身份格局的变化:分化、延续与转换--从身份的视角看中国社会分层秩序问题

市场化的趋势和各项制度改革在引发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巨变的同时,并未导致社会身份体制的简单解体.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原有身份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碎片化趋势,而且也发生着延续性和转换性的变化,身份原则在社会的利益分配中仍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显然会对社会秩序的性质、演变的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建构性社会秩序与自发性社会秩序的融合——弗朗西斯·福山的社会秩序观述评

处于“历史终结”之中的“最后之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秩序问题,是弗朗西斯·福山另一部力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探讨的主题。基于独特的学术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态度,福山得以成功超越并综合以往的社会秩序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社会的内在性角度研究社会秩序的思路,对于深化理解处于急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个体秩序:新社会秩序的基点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学理论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新社会秩序巳初步形成.从个体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个体由一系列现代性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结形成个体结构,要素问的均衡与协调生成个体秩序,个体秩序通过结构性互嵌形成新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建构取向与顶层设计方略

社会秩序的建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扩展"与"组织"。由此而形成的"扩展秩序"和"组织秩序"各有所长,在人类历史中互有消长。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在整体上所要求的秩序类型明确指向了"扩展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秩序的"扩展"有着需要我们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顶层设计"方略而言,有着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重塑国民：中华民国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元身份问题

以“元身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获悉社会共同体重构的规律性认识。在近代中国,伴随着“重塑国民”的元身份变革,社会共同体进入了反反复复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国民”身份重塑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围绕着不同的元身份展开激烈的争夺,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和对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不可能脱离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界定,现代国家加强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从而构建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当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围绕着元身份产生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论民族个体身份的双重性

对民族个体的身份特征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民族个体成员既是某一主权国家的公民,拥有"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也是某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拥有"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比较而言,公民身份是所有民族个体都具有的共性身份,民族身份则是其个性身份;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往往要胜过民族身份,但强调其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民族身份无关宏旨。鉴于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可能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构成威胁,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赋予具有差异公民身份的民族个体以差别权利,不失为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的有效方式。     

论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以香港社会秩序为参照

香港这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弹丸之地,其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因其复杂经济社会因素陷入混乱,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思考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及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社会秩序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两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论分类并予以简要分析,分析了香港社会秩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指出未来我国宏观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生秩序与外部供给之间的关系。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传统的中国是自然农业国家,政治上崇尚“政简刑清”,统治者以“不扰民”为最大信条.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要强国富民,抵御侵略,必须加强国家的力量,加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以便能有效地集结、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基于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权都在不断强化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这一现象到改革开放前达到极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开始朝着和谐而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地位身份分析——兼论中国国家利益诉求范围

只有在充分认识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国家的实力地位身份才能正确定位。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国的地位身份可以界定为:快速崛起的具有影响力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但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和辐射范围仍然以亚太区域为主。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

人类社会自从法律形成以后,社会秩序就一直表现为习惯-法律的二元秩序样式.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变革受两种模式的经济变迁的决定:一种是一元的经济变迁,一种是二元的经济变迁.由此形成一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和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前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单一的,后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多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二元社会秩序的生成是由中国的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所决定的,这种二元秩序中的规则关系表现为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体系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承认当下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现实,就应当承认传统经济下习惯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承认在这种传统经济中形成的习惯规范的合法性,继而协调法律与习惯的矛盾关系,俾使当下中国的秩序治理走向和谐.     

论微博与社会秩序的二重影响

社会秩序多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和法律规章,是一种有序平衡的动态社会状态。微博作为一个有3亿用户的交互平台,具备打乱中国传统秩序让其重新洗牌的强大生命力。为了分析微博与社会秩序的交互性影响,论文从微博与社会秩序二者入手,探讨了微博对于重塑社会秩序的影响力以及社会秩序对微博本身的规范和作用。结果表明,微博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良性的相互作用,而二者的良性双向作用既有利于重塑社会秩序,同时社会秩序本身也会规范和维系微博的正常生长发展。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知识、自由与社会秩序——以言论自由为视角

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个人往往缺乏主动性,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为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主动性提供最大的空间.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中,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偏见、偶像和可以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人们会乐于思考,思维会更敏捷,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更具有活力,社会本身也得以良性的发展.在中国,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公民的角色、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不是一个“一言堂”的气氛,观点的对立和意见的多样是社会的常态,是必要和有益的.言论自由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它给予社会活力,推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国家转型期,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尤其需要言论自由.     

文化心理与国家身份

文化心理与国家身份关系密切,国家身份主要表现在文化心理方面,文化心理特质是国家身份的重要内容,国家身份的确定需要以文化心理为基础,国家身份的塑成实质上是对文化心理特质的培养,国家身份的认同实质上就是具有国家身份所要求具有的文化心理品质。总之,在国家身份的确认、塑成与认同时,必须考虑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与保甲制度、县制与县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省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破了传统的官职研究重在职官演变的历史局限和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的束缚,将制度变革与历史时代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本科学的研究特点。但近些年来,无论从研究频次还是研究规模上看,制度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学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另外,在今后的制度史研究中,如何化"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如何让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也是一项亟待学人探索的课题。     

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乡村精英经历了由传统乡村精英到乡村政治精英再到多元乡村精英的转换,这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身份焦虑与现实困境——论当代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将语言作为想象与建构自己民族身份时的出发点,本文把这种倾向概括为语言民族主义.本文认为,语言民族主义是后殖民语境与全球化时代国人身份焦虑意识的一种反映,同时分析了其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最后,本文指出现代民族身份的建构应该超越语言和文化.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形态和主体被置换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单向度地被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双向互益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介入,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转换,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其理论盲区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是妇女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遮蔽.     

道德化的政府与良好的社会秩序

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政府存在的基本价值。因为 ,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就在于让它提供社会秩序 ,在政府身上 ,寄托了人们关于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