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主持人的话

我们这个专栏本期所载谈蓓芳教授和刘志荣先生的论文都显示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正在扎实而深入地展开,我们为此深感欣喜。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倡导,至今已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间,举行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11,上海),上举两个单位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2004.4,上海),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ACCL)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     

略论鲁迅的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不愧是“中国的高尔基”。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蔚然成风。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学”(《红楼梦》研究)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学”(鲁迅研究,我袭用“红学”之说,称“鲁学”,也算是名正言顺吧)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抢手货”。“红学”“鲁学”都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放射出来的两道金光。而“鲁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既多且精,超过了“红学”,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开栏语

从本期起,本刊郑重开辟“中国文学演变与实证研究”专栏。说“郑重”,是因为我们和广大读者一样,对它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对学术界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本刊一直甚为关注。2001年第一期以来,先后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和“中国文学实证研究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区别于“民族的民族文学”。作为应然价值观念,它的基本涵义为：“中国民族文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并得到规定,是56个民族文学组成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民族文学是多民族一体的文学。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依据、审美情感与艺术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等三方面论证了该价值观念之成立,尤其提出和论证了“微”“独”“同”互相制约综合的思维方式怎样实在地落到批评的操作层面：通过“微”对象所获“独”的批评结果,由“独”所属的“同”一点点潜移默化地铸牢使命,依赖“同”的理念又落实到“微”的客观准确选择,以“同”体现其“整体性”,以“微”所获之“独”体现其“差异性”,明确与清晰了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的批评任务。     

"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4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楼含松副教授及相关编辑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文本和思想文本、“十七年”文学的发生史及叙述史、“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政治环境、“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十七年”文学的思想特征与审美…     

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文学史分期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化状况为依据 ,不必与历史分期强求一致。 2 0世纪中国文学虽有曲折 ,“现代性”(“人的觉醒”、“文的觉醒”)仍是其根本标志。“五四”新文学的主流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 ,本着作家“内心要求”行事 ,并不接受“工具”论。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后来的许多作家。 90年代文学大体上仍在“五四”设下的轨道上运行     

从小说叙事视角看当代审美观念的转型

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上，回眸凝望，中国文学近２０年所走过的历程：从“伤痕文学”伊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实验和先锋小说”、“新写实文学”，乃至尚缺乏科学界定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新体验”、“新状态”和“新生...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传至中国大陆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 ,“新写实小说”等即是具有强烈“后现代性”的文学品类。与启蒙主义文学相对 ,“新写实小说”实现了从主体建构到自我消解、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制作、由批判到展示的过渡。后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 ,但它的解构理论、平民视野以及丰富多彩的带有“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 ,应该成为我们九十年代直至下世纪中国年轻作家借鉴的文学宝库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