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儒学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发挥了导向和催化作用;儒家文化则因为其封建性和保守性阻碍了这一进程.文化是贯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始末的影响因素,文化变迁推动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又反过来促使文化发生变革和创新.     

张君劢关于儒学复兴与中国之现代化思想述论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最重大问题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思想家们对之提出了许多观念,其中有些甚至呈彼此对立、因而相互论难之势,然皆对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及对当下乃至今后的现代化运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对之有着深沉思考,并从多方面提出其思想观点,构成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新儒学思潮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人仍有一定启迪。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刘瓛与南朝宋齐之际儒学复兴

刘瓛是南朝宋齐时代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博通五经,尤精礼学,著述多种,在南京办学授徒,弘扬儒学,是宋齐之际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对刘瓛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文化贡献加以考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南朝宋齐时代学术和文学的了解.     

春夏榜与明初北方儒学的复兴

春夏榜亦称南北榜。它未必是一起科考作弊事件,更是一个政治权衡与倾轧问题。事件的深层背景是,明初南北儒学之兴衰反差太大,不易平衡,以致需要借助政治手段来推动北方的儒学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兴春夏榜,固有其峻急过正的一面;而另一面,对促进北方儒学之复兴也有积极意义。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论儒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根本在于儒学自身的理论品质与文化个性符合生命的本性,为人性所必须,从而必然复兴。首先,儒学是延续中华民族生命与文化血脉的需要;其次,是解决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需要;再次,是实现当代中国人个体生命安顿的需要。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给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制造了一定的难题。但全球化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识别作用在不断加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需要也在不断加强,同时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和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保护也为我们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败也西学,成也西学

儒学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轨迹,经历了解体与重构的剧烈变化。在经济社会制度现代转型的制约下,儒学在抵御西学的冲击中连连失败,教育、政治和伦理等三大功能皆失,无可奈何花落去,走向衰亡。但儒学的包容和嬗变本性,配之以那些学贯中西的精英们的研究和倡导,巧借民族危亡和文化民族主义兴盛的历史机缘,又在融会西学和顺应现代化潮流中得以新生,实现了儒学历史演进中第三次重大变革。但毕竟儒学所依存的经济社会体制和小农式的日常生活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儒学原有的三大功能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有形变为无形,只能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去张扬其人文精神。     

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论儒道文化与中西哲学之对峙而互补

本文通过对儒道文化从对峙走向和谐的文化流变之考察,认为,一方面,儒道文化在人生理想与体证方法上是对峙的.另一方面,二者在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干的意义上,又具有对峙而互补、互渗但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文化流变的态势不仅揭示了儒道文化的"中国特色"之文化个性,而且蕴含着中西哲学会通而交流的契机.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这三个阶段以儒学与基督教的斗争为基本背景,始终贯穿了科学与儒学的冲撞和融合。其间,儒学主流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上演了排斥、同化、限制三部曲:传播初期,儒学主流对西方科学主要持排斥态度;当西方科学充分显示其先进性,并在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站稳脚跟时,儒学主流则开始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企图把西方科学纳入到儒学轨道;当同化归于失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严格限定科学应用范围的中体西用说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科学传入过程表明:科学与儒学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鲁迅传统和战时中国文学

抗战时期是形成鲁迅传统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时期,它在战争文化的背景上和时空的近距离观照中对鲁迅作出的解读,尤其是对鲁迅精神的理论解读,极大影响了日后鲁迅会在哪些层面上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强化了革命领袖对鲁迅精神的权威诠释,也使战时中国文学对鲁迅的解读集中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但同时,作家们丰富而独异的战时人生体验催生着对鲁迅精神的个性化解读,使鲁迅精神活跃于作家们的文学生命中,鲁迅精神由此成为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儒学

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给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一要做到文化自觉,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第二要做到文化上的自信,反对和消除殖民文化心理和狭隘的自我中心观念;第三要在坚持民族主体意识、坚持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坚持现实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关于西夏佛与儒的几个问题

西夏王朝在当时中国的版图中位于宋、辽、金、回鹘、吐蕃各政权之间,由宋朝的肘腋之疾最终酿成心腹大患.西夏以武力为基础,以经济为后盾,辅以外交手段,有国近两个世纪,除其注重军事,发展经济外,其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对儒、佛信仰和其间关系的处理颇值得探讨.     

中国的王官文化与儒学的起源

《汉书》中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受到现代学者质疑,其中儒文化的起源得到深入讨论。历史地看,儒文化的起源和殷商遗民参与制订周礼有关。周礼的制订标志着中国王官文化体系的形成,其特点是将政治大一统的基础建立在宗法伦理之上。周礼蕴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给儒文化以永久的启示。儒道墨法各家中,只有儒家认同周代王官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也是儒学后来成为与中国传统政治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     

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有悠久深厚的自然审美传统,游山玩水、园林建造和于诗画中吟咏描摹山水成为中国人自然审美的三种基本形式。这一传统有助于我们解决自然审美、人类审美意识起源、美感从生理快感到心理快感之飞跃、人类审美心理形成之内在动力等理论问题。     

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

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