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北京对待妓女身体的舆论话语与政府作为

清末民初北京的娼妓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社会舆论针对其对社会卫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要求政府切实地对妓女的身体进行干预。政府制定了相关制度并采取了一定措施,但这些只是治标之策,未能彻底解决娼妓问题,还进一步加剧了妓女身体的不自主状态。舆论的理想设计和政府的现实作为之间的差距是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     

上海市——社会工作介入救助管理

社会工作与救助管理 社会工作与救助管理工作都是对处于困难境地的人提供帮助,两者在目标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但社会工作又不完全等同于救助管理,两者又有着重要区别:     

艺术、生活和现实

人们常认为艺术远离现实世界,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和无可争议的区别。但现在人们认识到,这种区别既不明显,也非不可争议,而且带来了许多问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对人们很有启迪,能够帮助认清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所处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地位。一、艺术与现实关于艺术与现实之间区别的争论已有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这种曲折性和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有关“区别”本身内涵的论点颇多,相差甚远。最早的论述者是柏拉图,他反对艺术源于生活、模仿现实而又不等同于现实、艺术只是反映真实世界,因此必须有别于真实世界的说法。     

拯救与抵制——20世纪30年代的杭州废娼与社会反应

娼妓是一门古老的江湖行当,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期杭州废娼运动前后,娼妓、妇女协会、商人团体、妓院业主、警察等相关各方,依据自身立场,对这一运动表达了不同反应。为何面对这样一场拯救娼妓的事件,不同群体有着迥然相异的诉求?在当时的现代化建设中,面对废娼妓这一事件,当事各方的反应并不纯然与新政权意图契合,而是各有诉求。这种"改革"的努力与阻力,是一笔留给后世的有用遗产。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笛由西藏传入中原说质疑

笛起源于中国殷商之际，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来西布于戎狄之间，在羌人手中有了重大发展，尔后又回授中原，经汉代乐人的改造而日趋完善，成为今日之笛。笛由西藏传人中原的说法，是缺少根据的。     

必须从根本上扩大对“经验”与“实用”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相对于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所给与我们的浪漫、激进、怀疑、相对、虚无等等困惑而言,经验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却少有这样的"隋绪性感染",这是我关注这一问题的一个内在的原因.在反思现代性的总体背景下,一般来说,在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那里,主要是对那些既定前提的反思,比如实体、本体、本质、主体、必然、同一等等;而对经验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来说.则是对与认知理论相关联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在信念上的对自然界的"征服"的反思.但具体到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对"经验"与"实用"的误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我们只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经验"(把经验等同于感觉)与"实用"(把实用等同于效果)有关.如果我们把视线扩大为伦理、政治、制度性事实、话语方式中真理就会被讲出来这样一些领域里的问题,"经验"与"实用"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就应该相应地扩大.本文就是根据<人的问题>、<社会实在的建构>和<无本体论的伦理学>这三本书重新讨论了"经验"与"实用"这两个概念的用法与涵义,其中人的自由与事物的可能性起着关键的制约作用.     

旧中国娼妓制度初探(上)

娼妓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好几千年,但它却是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旧社会里,城市越大,娼妓也就越多,这种情形一直到解放后才随着社会的改革而被消灭。考娼妓这个名词,古今书法不同,古时候没有女旁的娼字,是写人字旁的,就是我们现在写的“提倡”的“倡”。《古诗十九首》:“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诗中的倡家,指的就是妓家。“妓”字也是人字旁,写作“伎”。从唐朝开始才有了女旁的“娼妓”两个字。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意涵新探——一种基于“性-道-教”视域的诠释

历来学者们都将《论语》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诠释为一个人的为学次序或是君子道德人格的养成,这样的诠释看似合理,实际上却与孔子之思想相悖,并存在着"偷换主语"的嫌疑。在"性-道-教"视域下,可以看到,"情"是儒家教化立论的出发点,现实世界存在的恶是因为人与外界事物相"感"而产生了"情",而"情"是否"发而皆中节",就成了善恶的关键。由发生学观之,我们也不难发现,实际上,《诗》、礼、乐皆因人之情感而产生,但又作用于人之情感。但是,三者并不是分离的状态,在教化实施的过程中,《诗》、礼、乐三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因此",兴于《诗》"侧重于人之情感教化";立于礼"侧重于人之理性教化";成于乐"强调的是人之情理融通。     

意志、道德意志、善良意志

意志是以自由为存在前提的,其策动的行为处于善恶之间;道德意志是道德活动中的意志,是意志中指向善的那一部分,其行为以善为指向;善良意志是道德意志中的纯粹利他部分,它是道德意志的一种特殊状态,其行为以"善本身"为目的.从道德动机的角度来看,从意志到道德意志再到善良意志,表现为人的道德属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既不能将意志等同于道德意志,也不能将道德意志等同于善良意志.因此,厘清三者的各自内涵,既是道德理论探讨的需要,也是道德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