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初期資产阶級改良派同洋务派的思想分歧——兼与黃逸峯同志商榷

近两年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尽管在主观上有反动的意图,但客观上却有发展资本主义方向的进步意义,其中重要论据之一就是洋务运动得到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这些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支持。黃逸峯同志在其所作《对研究洋务运动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认为王、薛、马、郑等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而且一定程度地影响和作用于洋务派头子和洋务运动,这些人究竟是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也都是值得研究的。”又说:“洋务派的基本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界限如何划分,也是值得研究的。”我     

也谈洋务运动的目的和历史作用

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进步与反动的尺度,那末,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并谓:“洋务派镇民的目的是有的,但主要的目的是御侮。”而且,“即令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是反动的,最多也只能说明洋务派的思想是反动的,而不能说明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反动的。”因为洋务运动乃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产物,它曾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并利用其先进生产技术,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以谋求保护中国的权利。     

改良、洋务及其它——与罗澍伟同志商榷

读了罗澍伟同志的大作《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很受启发。同时,也有几点不同意见,特提出商榷。 一、“改良主义”是否“改良”的“两面性”之一 罗文认为,“改良具有两面性,而改良主义则以对抗革命为目的,是‘改良’的保守、反动方面,或向保守、反动方向的发展。”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

<正> 洋务派的外交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焦点。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一贯主和、妥协,对外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并据此否定洋务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近些年来,不少论者通过对洋务派个别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左宗棠的研究,又认为在洋务派内部存在主战的抵抗派与主和的投降派,前者爱国,后者卖国。有些论者则提出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内,对洋务派外交采取迴避的办法。那么洋务派的对外态度究竟怎样?特别是应如何看待对外交涉中的“主和”与“妥协”,“主和”与“妥协”是否就是投降卖国?本文拟以洋务派官僚群体在中法战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洋务运动与外交

在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中,对洋务运动是否包括外交这一问题,分歧颇大。肯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内政”,不包括外交;否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论者则认为妥协投降外交是洋务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见,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是洋务运动史深入讨论下去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症结。拙文拟就下面三个问题,提出不成熟的意见,即洋务与外交、洋务运动与外交、洋务派与外交。     

论洋务运动的目的

为着“批判剥削阶级”,长对间里,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认定,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据此,每当提及,很少有人不将其斥之为“反动”的。洋务运动的目的果真如此吗?近年来,不少论者就此提出了质疑。固有的观念毕竟难以束缚历史研究的前进步伐,“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这种新的见解终于向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科学沦争的杠杆必将使学术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海防筹议述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筹办海防”的活动是整个洋务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环节之一,也是评价洋务运动的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不少论者认为,包括筹议海防在内的筹建海防活动,是洋务派勾结外国资本主义借用“洋枪洋炮”镇压人民反抗的产物,因而全面否认它具有“御侮”、“自强”的性质。如果就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来说,这种观点诚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要仔细研究一下筹议海防开始时的“奏议”、“廷议”和“决议”的具体内容,是不是还有“御侮”的面?为此,本文仅就洋务派“筹议海防”的过程作简略的叙述,以期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人才的培养

由于洋务派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在洋务运动期间涌现一批近代化人才。本文拟就有关问题略述浅见。一、洋务派的人才观洋务派懂得兴办近代企业要有相当数量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在当时形势下,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审时度势,周密考虑和慎重对待。他们的人才观主要表现在: (1)洋务派认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包括了培养“制器之人”的人     

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与洋务派的改革思想

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与洋务派的改革思想朱福枝关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性质与作用的总评价，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是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一场近代化运动。我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改革派）的改良式的救亡运动，是...     

洋务运动以反动的一面为主的观点不能成立

近年来,在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的讨论中,有一种在承认洋务运动有进步与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有一种认为洋务运动存在的反动与消极的作用是基本的主要的一面的观点。一方面,承认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①洋务运动是顺应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迈进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②洋务运动实际上是服从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一个运动。③但另一方面,认为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从其本质上来考察,从其主导方面来、并不是一个进步运动。④那么为什么     

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余年,是以清朝统治阶级“办洋务”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时期,即通常所称的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的性质与作用的总的评价,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     

论丁日昌的洋务思想

<正> 丁日昌是洋务派里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他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终身致力于洋务运动,心力交瘁,双足残疾。临终前,他“口授遗折,唯云外患未平,国恩未报,死有余憾,无一语及家事。”其情形非常感人。考察一下他的洋务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洋务派及洋务运动,是有一定帮助的。     

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余年,是以清朝统治阶级“办洋务”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时期,即通常所称的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的性质与作用的总的评价,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

1874～1875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纷纷上奏要求进一步推广洋务运动，提出了“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等项自强新政的主张，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进一步表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同时也表明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洋务运动必然失败和顽固势力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试析洋务派

近年来,随着对洋务运动的深入讨论,以及对一些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具体分析,重新评价洋务派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如划分洋务派的标准是什么;洋务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勾结是主要的还是矛盾是主要的;洋务派与顽固派是一丘之貉还是方向之争?也即如何看待洋务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过是非。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粗浅之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分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侧面,是早期维新派(包括冯桂芬)和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作出了成绩,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推敲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夏东元同志的文章《洋务运动发展论》。文章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写道:林则徐、魏源所提“师     

论洋务派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

兴建海军和海防,是洋务派“自强”活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围绕洋务派兴办海军的目的和作用开展的争议,既是一个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质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我们拟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就教于学术界。     

了解世界的起步和走向世界的实践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一页,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划时代的新思想,从而使清朝闭关政策在政治上宣告破产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开始崩溃。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在阶级本质与思想主张方面,都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在外敌侵略面前曾为挽救清朝而作出努力,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作出过应有的贡献。     

关于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张国光同志对于金圣叹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历来强加给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应该摘去,强加给金圣叹的不实之词,应该推倒。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四人帮”曾经借评《水浒》之机,对金圣叹的历史遗产又做了一个横蛮的裁决,硬说金圣叹是一个“反动文人”,把金圣叹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禁区”。张国光同志在十年动乱之后,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提出不少可贵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对于金圣叹是否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否是一个歌颂农民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思想家,我同张国光同志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进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