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77—1985年)

<正>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至1985的九年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二百余篇。这些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分七个问题,作一简要综述。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从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开始的。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着重揭露了“四人帮”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炮制反动文章的政治目的。这个阶段杜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为代表。陆文集中就所谓杜甫后期“轻儒重法”问题,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诗提到的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中,被“四人帮”封为“法家”代表人     

评“四人帮”的“思想专政”论

在“四人帮”的“全面专政”的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在思想领域”专政。按照“四人帮”的解释,所谓“全面专政”就是在一切领域,即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所谓“在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专政。姚文元说:“上层建筑一切反动思想都要实行专政”;梁效说: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有效的专政”。他们一口咬定,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他们鼓吹用专政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把这种观点概括为“思想专政”论,并对它进行批判。     

忠肝涂地

已经不是新闻了:“四人帮”在评论《水浒》时抛出的“架空”说,基本上剽窃自金圣叹。唯一的大发明,是江青那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惊人之论:宋江拉卢俊义上山,为的是“架空”晁盖。虽说有“事实服从路线需要”的“帮规”,但是,《水浒》却白纸黑字,即使“女皇”开“金口”也无法改变。要象金圣叹那样再去“发现”一个晁盖死在卢俊义上山后的“古本”,看来也着实困难。于是,梁效们马上静悄悄地补漏洞,发现朱江拉卢俊义上山,其实为的是排挤吴用。     

一个“从路线出发”的艺术标本——从南哨的文艺观点看《牛田洋》的创作实践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一时的那些日子里,在一些报刊上出现过一个南哨的笔名。这个南哨颇为活跃,连篇累牍地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又有创作实践,出版过《牛田洋》一类的长篇小说,不说名噪一时,也甚令人注目。这个南哨在一系列文艺评论文章中,相当系统地反复地宣传过林彪、“四人帮”的许多文艺谬论,并在某些方面还颇有创造发明。择其要者来说:一日“从路线出发”的“根本     

武则天辨——兼批《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梁效抛出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五期)的反党文章。这篇黑文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也是“四人帮”伪造历史的黑标本。它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当前为了肃清“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批驳这     

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判

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不可一世,并且篡夺了几个最主要报刊的领导权的时候,在1974年第二期《红旗》上刊出了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黑文。因为这篇黑文是经文痞姚文元动笔修改过的,所以《人民日报》于二月五日抢先转载了它,不但放在头版头条的显赫地位,而且用了通栏的大字标题。这种做法,开前所未有之先例,也是“四人帮”在北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先后炮制的黑文从未受到过的宠幸。可见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受到“四人帮”的何等重视。     

试论杜甫的弃官及其他

去年,《文史哲》曾展开关于杜甫政治思想的讨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党的“双百”方针的新气象。不过,读了一些文章,觉得有的同志把问题理解得似乎过狭,不是把杜甫的政治思想归结为一成不变的儒家教条,就是简单地用逻辑推理代替具体分析,脱离杜甫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仍然没有跳出“四人帮”划定的框框。这样当然很难把讨论引向深入。“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文不打算对杜甫的政治思想作全面评价,只想就杜甫的政治态度问题谈一点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社会主义秩序就是要维护——学习新宪法,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秩序的罪行

社会主义秩序要不要维护?这个本来是我国宪法多次肯定而不容置疑的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却不准人们作肯定的回答。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四人帮”要破坏社会主义秩序,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切敢于维护社会秩序,反对“四人帮”制造大乱的人,都被他们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用“朝衣”的名义,在《红旗》杂志上大骂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哭资本主义秩序”的“哭丧妇”。紧接着,“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又在他们控制的学报上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     

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打着“研究儒法斗争”的旗号,炮制出了许多反党文章。“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黑舆论班子,以康立笔名发表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动舆论的。 “四人帮”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丑恶历史,江青是叛徒,张春桥是特务,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他们所走过的全部道路。“四人帮”为建立一个     

“四人帮”恶劣学风一例——驳梁效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歪曲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说: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否定”。梁效以此作为论证黄巾起义“横扫了儒家反动势力”,“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创造了条件”的主要论据之一,而且声称,他们这是在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什么“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妄图给自己的“影射史学”披上一件革命外衣,以掩盖其     

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在科学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抽象性质,而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的“经济人”思想出发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护论思想,并由此出发展开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伦理价值观的深刻批判。     

江青皇帝梦的彻底破灭——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粉墨登场,在一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这通胡诌敲响了吹捧武则天的开台锣鼓。接着,“四人帮”所控制的报刊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演出了一场狂热吹捧武则天的闹剧,《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就是这场闹剧的主题歌和代表作。这篇黑文是江青的两个黑干将,按照江青的旨意出面布置,由“梁效”精心炮制出笼的。该文歌颂武则天是“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唯一的“女     

驳“四人帮”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

王张江姚“四人帮”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恣意篡改、歪曲革命导师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别有用心的把按劳分配上存在的差别,说成是阶级剥削;还别有用心的把按劳分配同资产阶级法权混为一谈,从而炮制了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重要基础的谬论。为他们篡党夺权提供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对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必须进行一一批判。“四人帮”叫嚷: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产生党内资产阶级?从经济上说,是由于存     

按劳分配问题和“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

“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抓住按劳分配的不平等,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荒谬地把按劳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并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一“四人帮”把按劳分配的不平等说成是“资产阶级不平等”,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张春桥为什么一斧子砍掉实践?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是我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我国人民克敌制胜的传家宝。靠着它,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夺取了全国政权;靠着它,我们战胜了重重困难,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大庆人靠“两论起家”,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拿下大油田,一举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今天,还是靠着它,我们燃烧起揭批“四人帮”的熊熊怒火,大干社会主义,正在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末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四人帮”攻击、贬低“两论”,妄图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只能是白日做梦。 在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本刊登载了吉林大学哲学系应届毕业生学习“两论”的一组文章。文章不长,但都力图运用“两论”中的基本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驳斥“四人帮”攻击、贬低“两论”的种种谬论。本期刊载学习《实践论》的部分,下期将刊载学习《矛盾论》的部分。     

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极左谬论

<正>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而又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为了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曾经指使其史学奴仆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之流,以研究历史为幌子,把黑手伸进农民战争史领域,炮制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今天,当“四人帮”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他们与林彪反党集团狼狈为奸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很有必要把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等十多年来先后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制造的大量极左的反动谬论,进行一次深刻的批判。这对于彻底揭穿他们“左派理论家”的骗子嘴脸,进一步识别林彪、“四人帮”本是一丘之貉的阶级实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流毒和影响,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健康发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都是极有裨益的。     

秦末农民革命的历史不容篡改——驳罗思鼎关于秦末农民起义问题的几个反动谬论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罗思鼎,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伪造历史方面,创造了惊人的纪录。自命为史学界“权威’的罗思鼎在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肆无忌惮地歪曲农民起义的原因,篡改农民起义的性质,抹煞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把秦末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糟踏的不成样子。我们必须进行驳斥。     

试析无罪推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资产阶级的无罪推定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或者说,我国的刑事诉讼能否采用无罪推定原则?我国法学界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有过一场争论。以后把这也划为“禁区”,便无人再敢涉足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法学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认真总结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又掀起了新的争鸣热潮。《法学研究》、《民主与法制》等不少刊物曾就此组织了专题讨论。讨论中,广开言路,各抒己见,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矣。笔者也想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浅见     

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质疑

史学界大多把陈独秀在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前后撰写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看作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并看作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认为文章中承认了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将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翻阅有关史料,再把文章发表的时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不难看出这个结论是值得史学界商榷的。 一、陈独秀撰写《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与 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