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

元代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元代文学具有多元共生的鲜明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精通汉语,并直接用汉文创作,汉文诗创作异军突起,成绩斐然。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对伯颜和泰不华的汉文诗比较,可以发现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与元代多元文化共生尤其是蒙汉文化的交融是密不可分的。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马意象解读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清代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蒙古族运用汉语创作的作品,是蒙古族文学特殊的存在形式,也是清代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产物。本文中从三个方面具体解析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马意象的体现方式,从而肯定了马意象在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文学功能,比较分析了汉族和蒙古族文学中马意象的不同文化精神,论证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亦存在民族文化心理。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现状综述与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蒙汉文学交流的产物,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对探究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规律,洞悉蒙古文学本身的演进过程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对于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研究陆续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概括的同时,也探讨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重估了研究方法,目的和意义。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三维模式的建构

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政权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汉文创作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北方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传统也为其汉文创作奠定了根基。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得北方民族文学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起民间/作家、口传/书面、民族文字/汉文创作这种多元化、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它们之间有承继、有交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     

浅析元代蒙古族汉文诗的神话内容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所取得的成就 ,不仅表现在汉语言造诣深、写作技巧圆熟方面 ,而且包含着丰富的神话内容。借助这些神话内容 ,反映现实 ,体现传统文化特点 ,表现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息     

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

巴·布林贝赫是当代蒙古族优秀诗人,他从5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30多年来,先后出版过15本蒙、汉文诗集。其中蒙文诗集9本,汉文诗集6本。这些诗集不仅形象地记录了诗人的创作足迹,而且为我们研究诗人的创作道路提供了充分依据。 巴·布林贝赫坚持业余诗歌创作30多年,走着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和一般诗人相比,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成功之作,而且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美学主张。这就使他的诗歌创作在理论与实践的完     

马祖常及其诗歌创作

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滔滔流至元代,呈现出一派奇异壮阔景象。其中一种尤应重视的文学现象是,元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发达的城市经济哺育了一批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顾嗣立《元诗选》)。他们以独特的风姿,登上中华民族的文坛,并以     

元代收继婚制度评述

本文在简述元代以前收继婚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元代少数民族和元代汉人中收继婚的不同发展轨迹和特点,分析了收继婚制度在两大类别民族中存在的原因,阐明元代的收继婚制度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少数民族习惯法,它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中的存在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在元代汉族中的一时流行也是合理的,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     

蒙古族戏剧文学渊源考

要探究蒙古族戏剧文学渊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蒙古族戏剧文学,尤其是研究20世纪整个蒙古族戏剧文学,必须要特别关注与之血脉相连的蒙古国同一时代戏剧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国蒙古族戏剧文学和蒙古国戏剧文学是在同一文化渊源基点上产生且又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蒙古族文学发展史的脉络中不难发现,戈壁第五世诺彦呼图克图丹增拉布杰自编自导的《月鹃传》为蒙古族戏剧文学的开端。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态度与民族教育——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蒙古族语言态度的调查

元村是东北地区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村落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张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历史事件,到当下部分村民（即学生家长）促使子女放弃蒙语言学习的转学热潮,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对民族教育与民族语言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     

《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政策研究

18世纪朝鲜使臣朴趾源的燕行录--《热河日记》是一部关于中国情况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清朝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情况,对清代社会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朝治理蒙藏方略对后世的启示

清朝在借鉴元明两朝治理蒙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了对蒙藏地区的治理。认真总结清朝治理蒙藏方略，对中央人民政府今后在蒙古和西藏地区的施政将具有重要的启示。     

远离塞北草原的蒙古族

源自塞北草原的蒙古族 ,自元、明、清以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继进入中原、江浙以及云、贵、川、闽等省区。数百年来 ,他们与居住地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同舟共济 ,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受环境影响 ,其日常生活习俗等已发生了变迁 ,但在心理素质上仍保留着深层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思乡情结。     

论元朝俸禄制度

元朝的俸禄制是在官制和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元世祖时官吏按品阶支给俸禄 ,至仁宗时最终建立较完备的俸禄体系。官吏的俸禄由俸钞、职田、俸米组成。和宋、金相比 ,支俸项目已大为简化 ,文官以月支俸 ,月末支取 ;以银两为俸禄颁发标准 ,实际上多以纸钞支付 ,间用白银。俸禄的货币化 ,表现出历史的进步 ,是元朝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地方官员普遍颁给职田 ,以补充在币值不稳时官员的俸禄收入。武官领俸时间依军队性质和所驻守地区不同而异。元朝俸禄制的建立和沿革是在保留了蒙古族的部分旧制的基础上 ,依然沿袭、继承了中原传统的俸禄体制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徐沁君先生的曲牌例话

徐沁君先生在《元曲鉴赏辞典》和《中国曲学大辞典》中发表的《元北曲曲谱》和《北曲曲牌》、《南曲曲牌》是曲牌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前人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超越。不仅对常用曲牌的选用别具慧眼,而且制作曲谱及解说曲谱更是匠心独运。他对曲牌所作的说明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既能准确地阐释曲牌知识,又能对相关问题作深入的辩识与思考。可以说,这些"曲牌例话"是一篇篇独具创发性的学术文章。我们可以把徐先生编写的曲谱作为研习曲牌的绝好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