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与祈愿的物态化呈现——以恩施滚龙坝村古建筑为例

古代建筑中的实用意识、男女有别、长幼尊卑有序的建筑伦理观,是在实用需求和因地制宜需要下形成的,并且在建造古建筑过程中力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阴阳调和等。从生态环境、历史背景与文化观念等方面,对恩施滚龙坝村三种建筑的形态、功能及装饰细节进行分析,对滚龙坝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进行探讨。     

京西灵水“秋粥节”文化生态保护村构建探讨

京西门头沟灵水村被建设部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承载着京西斋堂川灾荒史和举人文化的"秋粥节"文化,是灵水村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重要因素。灵水村"秋粥节"文化是当地民众价值观念、道德追求、思想情感的集中体现,是建设新农村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随着京郊城镇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为此,充分认识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结合时尚,创新、构建"秋粥节"文化生态保护村是灵水历史文化名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山西静升村古堡建筑历史特性与始建原由的探析研究

山西静升村是晋商文化的代表村落,至今保留着多数明清古民居以及较完整的村落形态,村内现存七栋古堡建筑,其中包含远近驰名的王家大院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2003年被指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并位居名镇(村)首位。本文试图从静升村的村落形态构成、村内各宗族住宅区域划分、史料碑文记载及各堡名的内涵等方面,分析王家大院古堡建筑的历史特性以及在始建之际,与村内其它古堡建筑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为晋商建筑群,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方面提供理论参考。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东省91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空间分异特征,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集中分布于珠三角与粤东,珠三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呈点状集聚性出现,数量占总数53.85%,粤东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粤北和粤西分布较为分散。最邻近指数R为1.059 4,显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状态为均匀型。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异特征和文化特色是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特别是地形地貌是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形成的“基石”,对其文化特色(如聚落形成原因、居民习俗等)也具有一定影响;人文社会因素(包括GDP水平、交通通达性等)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别于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广东省经济发展对于名镇名村发展具有反哺和促进作用,这与其形成发展模式有关。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快速城镇化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发挥着重要影响。市场主导型和社区为主与居民自由经营这两种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是不同类别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有效选择。基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以福建省2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以例,选择不同类别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并结合其发展面临的窘境,探讨了实现福建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路,即通过政策扶持、社区增权、环境保育、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协调及产业链的完善等措施实现福建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和产业健康发展。     

家庭本位文化视域的民工动机研究——以河南省某村为例

学界通常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而事实上,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需求层次理论不能完整地解释民工个体的打工动机,必须根据不同实际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而中国家庭本位文化则可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选取了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普通村落,该村打工人数多,且打工现象普遍,笔者将其称为＂民工村＂,命名为L村。论文以文化为基本视角,分析了民工村出现的文化基础,并进一步审视打工的需求动机——缘于家庭本位文化的内在化,最后指出,打工动机的需求类型最终是由不同的文化模式规定的,家庭本位文化才是打工动机的真正文化内驱力。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

在世界幸存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当代中国古村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村落数量多,分布广,历史文化价值高,享有“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等美誉。然而,中国古村落保护的现状却令人堪忧。选择和确认一批具有代表价值的古村落,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形式予以及时抢救和重点保护,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本文全面论述了建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构想,对历史文化名村的确认条件、保护内容、原则、方式、措施及开发方向等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古村落文化与景观的有效保护,必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浙江横垟村纸山文化的内涵、传承及变迁

“纸山文化”是温州泽雅地区独特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文章通过浙江温州泽雅镇横蛘村宗族的个案研究，挖掘纸山文化的内涵，解读纸山文化传承与变迁，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乡村传统风貌空间的变迁——基于禄丰县叽啦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传统风貌变迁是当代乡村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传统风貌空间的变迁为视角,考察叽啦村建筑空间、历史与文化空间、功能空间的演变机制和内在动因,认为乡村空间的变迁机制与地方社会人群的文化观念存在内在关联,且乡村空间中各要素的变迁是一个动态与持续的历史过程。     

海外华侨与闽南侨乡家族文化——以晋江石圳村闽南李氏迎祖为例

闽南是我国著名的侨乡。闽南文化糅合了中原文化、本土文化和海外文化。闽南的发展历程决定海外移民必然是闽南文化形成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时至今日,华侨仍在闽南文化的传承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历久不衰的闽南文化也成为加强华侨对家乡的认同感的重要纽带。本文以2002年石圳村举行的“闽南李氏迎祖”活动为切入点,管窥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单元——闽南侨乡家族文化与海外华侨之间的关系。     

一个单姓家庭村落的同构型空间文化解读——湖北大冶水南湾村建筑构型和装饰艺术探论

鄂东南大冶水南湾村是历经明清数百年保存下来的典型的单姓家族古村落,该村较完整地保留了村落构型和建筑装饰,于2006年初被当地民俗文化工作者发现并予以高度重视。在现代化迅速吞噬传统村落的过程中,古村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耐人咀嚼的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套餐,本文试运用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使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探讨这一传统单姓家族村落的建筑构型与装饰艺术中的同构型文化特征和美学意蕴。     

钓源古村"风水玄机"中的生态环境理念——江西古村落群建筑特色研究之四

钓源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后裔聚居的古村落,距今有1100多年的建村史。在这里,钓源先祖不仅将村落选在天造地设的“太极”图中,而且村落中到处布局有俨然天成的“八卦”形,甚至在村外四野也可见到诸如“三门两锁”、“七星伴月”的风水改造景观。从众多的“风水玄机”中所透视出的生态环境理念,体现了钓源先人追求自然与人为、天道与人道完美交融的境界,摒弃夹杂其中的部分封建糟粕的迷信观念,余留下来的则是在建设新农村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精华。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湖南古城、古镇、古村旅游开发对策思考

古城、古镇、古村是建筑艺术与民族文化高度整合的产物,是历史风貌的最直接载体,是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它与山水相结合,具有古朴、灵秀、精致等特征,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近10年来,我国古城、古镇、古村旅游逐渐兴起,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追捧。湖南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省份,古城、古镇、古村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极具开发价值,特色旅游前景广阔。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研究——以吴垭石头村为例

吴垭石头村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建筑的乡土性、中原农耕文化传承的典型性、村落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性和传统村落文化要素的完整性等特点,因而使吴垭石头村成为认识和理解豫西南传统村落文化的标本。旅游开发是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开发中要遵循保护古村落建筑原生底本、景观完整性和利益分配公平原则,并采用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户的开发模式。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有关《物权法》所规定之"村规民约"的思考——以徽州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研究

笔者在徽州调查的过程中,在桃林村发现了该村以村规民约的方式侵犯异姓儿童财产分配权利的案件。通过对案件的解读,发现该案充分展现了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制度紧张。为了深入剖析该种制度紧张,文章对现有徽州村规民约和历史上的徽州乡规民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发现,桃林村的做法是在用村规民约的形式实施着传统法律的规定。因此,所谓的制度紧张,在深层次上是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的紧张,而且正是这种紧张塑造了现有村规民约的演进方式及其内容,并最终导致了桃林村违法村规民约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