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华政策的演变

新加坡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而新加坡对华政策显得尤为敏感。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发展对华贸易，承认新中国，但不与中国进行政治接触；发展对华实质性政治关系，全面发展对华经济贸易关系与合作，但不急于与华建立外交关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加强对华合作，全面拓宽、深化对华关系。新加坡对华政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即连续稳定、逐步发展；对华政策与自身的生存政策密切结合；对华政策既受邻国对华政策的制约，又紧随邻国对华政策的节奏。     

论1949～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949年底,美国政府从对苏遏制的战略角度出发,基本确立了准备承认新中国和放弃台湾的对华政策。然而,在此关键时期,美国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变化,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掀起了反华反共的政治思潮,国内政治环境严重恶化。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改变艾奇逊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了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与遏制。     

论富布赖特《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

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针对中国问题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讲,目的是激励美国公众自由思考和讨论美国僵硬过时的对华政策,进而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并且建议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增加灵活性。     

论1947-1948年美国援蒋反共政策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旨在遏制苏联的“先欧后亚”大战略。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并不利于它的实施。杜鲁门政府起初是从遏制苏联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并处理对华政策的。但为了使大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对华政策被纳入了反共轨道。之后,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把对华政策作为赢得国内对其大战略支持的一个筹码。而国会议员、院外援华集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谋取私利而极力鼓吹援蒋反共。随着1948年“援华法案”的通过,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走上了援蒋反共的不归路。对华政策已失去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国内的政治性问题,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态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以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这种调整必然带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总体特征是“积极接触+多方位合作+战略遏制”。对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态势,中国应该积极加以应对,维护本国利益。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

围绕着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理论解读,一是新现实主义,二是传统现实主义,三是贸易和平论,四是民主现代化论。前两个视角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美国的威胁;后两个视角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美国的国际地位。前者形成对华“遏制派”,后者便是对华“接触派”,两派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读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从1993年至今,展开了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这次辩论打破了美国传统的政治分野和内政外交之间的界线,给两国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辩论双方在逻辑前提和政策目标等方面又有许多共通之处。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调整阶段。分析调整的原因，美国最高决策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美国国内在中苏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析，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来孤立新中国行动的失败，造成其政策的左右摇摆。此外，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和判断促使其调整对华政策，但又始终受到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和中共对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美国全球战略出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麦卡锡主义既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又是一帖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中国之路的刺激剂。     

从地缘战略理论看美国对华政策

地缘战略理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美国制定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国为了达到称霸全球的目的,其对华政策,政治上,推行其“民主”政策,利用“人权”外交,策动中国内乱;经济上,又拉又打,牵制中国经济发展;台湾问题上,推行“双轨政策”,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阻滞两岸统一进程。     

浅析新加坡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而新加坡对华政策在其对外关系中显得尤为敏感,再加上李显龙出任总理之前,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交涉和抗议,执意前往台湾进行了“非正式”访问,给一直发展不错的中、新关系带来冲击,因此,李显龙新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走向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令人关注。本文就新加坡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以及经贸关系的走向进行了分析。     

析“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在评论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未来走向时出现的一种典型论调，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实用政治目的。这种论调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马歇尔使华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以来,美国为了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继赫尔利在华调处失败之后,又特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处国共关系,以图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以及中国复杂的政局,马歇尔调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件对中国内战产生了特殊影响。马歇尔调处的前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内战的爆发,中后期的调处却助长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到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战争中。     

论1941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判的反应

美国政府于1941年曾与日本进行8个月的秘密谈判,试图对日本作出局部让步,以缓和太平洋局势,避免美日战争发生。此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美日妥协一旦形成,将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美日谈判开始不久,中国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表示反对,中国报界也迅速予以严厉批评和谴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曾已决定对日妥协,中国政府和报界予以强烈反对和严正警告,成功阻止美国与日本妥协计划的实现。     

赫尔利主导国共谈判作用论析

抗战后期,美国为了结束对日作战,实现在远东的各项权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积极推动国共谈判。总统特使赫尔利肩负着这一特殊使命,多次主导国共和谈。他在给中共以和谈希望的同时,又将希望之火无情的扑灭,使蒋介石坚定了专制独裁的信心,恶化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最终使美国对华战略企图走向失败。     

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抗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表现在多方面。如在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基础上的创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领导权上的创新、在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建设上的创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的创新、在文化战线上的创新。我们要不断从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为我国全面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宏伟目标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曾对日本战犯本着宽大的原则进行过审判,但是由于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蔓延以及中国内战的缘故,日本战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仍关押着日本战争犯罪分子1109人。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以及侦讯工作的结束,195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予以分批释放。处理战犯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有关国际斗争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争取日本的需要。尽管宽释日本战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由此也说明,一项对外政策成功与否是建立在对对方国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上。况且,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宽容必须借助于实力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征,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其中,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主要体现在：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成熟;形成了专门的重要文件,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认识更加系统化;党的七大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     

对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探讨——兼与蔡双全、陈其贵同志商榷

抗日战争开始时间问题,是学术争论激烈的热点问题。目前关于抗日战争起点的观点有“九一八”、“七七”等说法。之所以存在这些分歧,主要是没有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与抗日战争时期区分开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作为专史,可以以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为其起点。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可以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为其起点。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从表象上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共产党仅掌握着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但中国共产党把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抗战中,国共两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回报,中国在战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政治大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抗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得到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大力支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建成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也要借鉴前述历史经验,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前力图将其实施、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在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则由于主要国家如英、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应冷淡，未能实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实施，中日战争最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