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塞成长小说的中国文化情结

成长小说是描写少年在13至18周岁这一阶段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所经历的成长故事的小说类型。黑塞的成长小说中充溢着很多中国影像,对此进行扫描可以发现中国的老庄之道对黑塞的影响及黑塞的中国文化情结。而黑塞创作的成长小说在得到中国文化滋养的同时,又反哺了中国的成长小说创作,尤其是立极的《龙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黑塞《德米安》的影子。     

由老庄"道"之别论其生命境界

为了探究老庄生命境界的特点,采用对比的方法,由老庄的核心概念"道"入手,指出老庄的"道"实质是生命之"道",但这生命之道在老庄思想中又是有差异的,此种差异造成老庄生命境界的不同.老子由生命之常道,重视生命客观法则的探寻和贯彻,其生命境界处于全生之境;庄子由生命之道的"通"、"化",重视生命精神层面的转变,以精神自由为最高之生命境界.     

论老庄道学的反文化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老庄的“道学”是一种反文化现象。“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不能按照传统的常规的语言观、思维观、真理观去理解和解释。“非常道”、“非常名”乃是运用反常的语言 ,进行反常的思维和判断 ,它是老庄道学反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     

刍议道家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道家思想以老子为开端,以庄子为发展和高潮。它具有如此的魅力,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尤其是老庄精神,对历代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机质、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取向都起到了非凡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艺术之魂。本文所要论述的,也就是这样的问题。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于老庄哲学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道”的范畴。他一开始就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认为道是一种非实非虚、非有非无的结合体,并且“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     

黑塞与道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黑塞的生平史料和文学作品两个角度梳理了黑塞与中国道家的密切关系:主要总结了黑塞对道家诸子典籍的广泛阅读、对道家的高度评价,并指出道家对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的时代意义;文章也重点探讨了黑塞对道家的“道”、“无为”、辩证法等范畴及道家生活智慧等各方面或吸收或超越的不同层面。     

黑塞小说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吸收

赫尔曼.黑塞是很难得的通晓中国精神文化的西方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与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全面的关联。本文探讨了产生这种关联的途径,即包括题材改编,中国意象与象征手法的运用,中国哲学与人物形象、主题的融合及个别重大作品的东方寓言性等,最后重点讨论了黑塞代表作《玻璃球游戏》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吸收与超越。     

人类文化史上伟大的智者黑塞

黑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智者。这是由黑塞独特的作品和独特的文化性格决定的。黑塞具有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眼光,他的作品充满智慧,他的生活态度超凡脱俗。他的作品和为人,对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工作者很有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楚文化与老子之道

针对学界出现的对“老庄之学为楚学”的质疑,在全面系统地学术梳理后发现,从思想根源上看,占《老子》八十一章1/3多篇幅的老子道论,其受楚文化影响十分深刻:老子道论渊源于楚开国人物也是楚哲学开山人物鬻熊;老子以水喻“道”得益于楚文化的生成环境;楚文化的特异性成就了老子之道的特点,即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的特点带给老子之道以极端的神秘性,楚文化的创新求变精神使老子之道具有极大的变化性.不论是从地域文化上说,还是从学派文化上说,乃至置于整个中华文化上看,“老庄之学为楚学”是可以成立的.     

俄罗斯与“欧洲的没落” ——黑塞论“俄罗斯灵魂”

1946年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把“俄罗斯灵魂”阐释为原始基督精神的体现,即爱、信仰和受苦的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正是欧洲理性和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之后的精神故乡,是欧洲走向新生的老师。黑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来人”形象身上看到原始基督精神,也看到对传统道德和旧秩序的破坏力量,它们促使旧欧洲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欧洲的诞生。黑塞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主要把俄罗斯文化理解为欧洲的拯救者,虽然对政治国家意义上的俄国持否定态度,但他能以宽容之心接纳它的存在。     

阅读回甘——黑塞书评中国古典小说

世界著名德语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不仅中国元素在其作品中俯拾皆是,对中国小说书评也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共鸣。黑塞青睐中国文化,是为遭遇人生危机和身处困境中的自己寻得一种慰藉,也是在为没落的西方社会竖起一面对照理想范式的镜子。在对《好逑传》、《二度梅全传》、《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书评中,黑塞展示的用他的眼光和情结打捞中国文化风采,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被打动。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禅学意蕴

沈从文文论中所提倡的直觉感悟的审美方式、静观人生与＂和谐-节制＂的美学趣味、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无不与禅宗的人生哲学相契合。解读他的文学思想、探寻他与禅宗文化之间的关系,意图是努力靠近沈从文的历史真貌,从另一思维路径去探讨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从而为更全面认识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佛道文化体验与瞿秋白文艺思想

佛道教文化体验在瞿秋白人生的多个阶段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思想历时性地形塑着他的文艺思想,除了体现在瞿秋白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对马列主义思想的诠释、对文艺大众化的体会与定位之外,还包括对自我形象建构和对文艺趣味的措置。道家文化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是文学趣味的留存;道家文化的朴素美,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亦有所支撑。总之,佛道教文化体验,深刻影响了瞿秋白文艺思想的若干品格。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中的生态智慧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一语出自《老子》。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放弃了主体地位,服从于自然万物的规律,充当它们的辅佐者,那么,世间万物都是有用、有价值的,没有什么应该被抛弃。但是现代人忘记了这一点,所以人与自然冲突不断。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儒道相济雅俗共赏——聂鑫森新笔记小说中文化品格的表现与接受

聂鑫森作为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名家,其很多作品因为既富含浓郁的古典美学情调,又体现着新的时代气息和创新倾向而被人们称为"新笔记小说"。在他的小说中,儒家正直自强、仁爱担当的品格与道家飘逸淡薄、通透超脱的思想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丰富的文史信息与优雅的诗情画意,不仅拓宽了小说文本的视阈,也提高了小说的审美层次。聂氏"新笔记小说"的创作,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与招魂,也是作者作为一个热爱祖国且清醒着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包括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事业等内容,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思想,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现实意义体现为：战略上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道路上开拓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条新路,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行动上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业务上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领军和骨干作用,实践上展现了鲜明的创新性。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