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探析——基于煤炭行业的经验数据

以2016—2020年26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定量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三者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寻租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绿色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U型关系;环境绩效在绿色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寻租反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同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提出企业在绿色转型的同时,还应减少非生产性投入,遏制国有企业的寻租牟利行为,实现环保和财务的良性发展。     

环境规制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和机制。研究认为，新《环保法》在实施初期并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引致作用，对年龄较小企业、中西部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新《环保法》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并未显著抑制企业TFP和企业绩效，由此验证了“弱波特假说”。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股权质押对中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绿色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采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发现抑制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显著。究其影响机制,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对绿色创新的抑制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控制对股权质押与绿色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CEO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中介效应研究*

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扭曲行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中介作用,CEO过度自信会抑制会计稳健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CEO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投资过度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中,对投资不足企业不显著。本文亦从企业和监管机构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女性高管参与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在女性高管参与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民营产权性质、位于内陆地区、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绿色税收、产业结构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绿色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技术创新在三者之间的作用。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绿色税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有间接的抑制作用;(4)在绿色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中,技术创新均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面板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扩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技术差距为门槛变量,建立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仅上海、江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小于、等于门槛值,其余省(市)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均大于门槛值。当技术差距小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会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基于本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技术差距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同时强化进口贸易、研发资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等政策组合。     

数字经济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资源的过度耗费，为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但其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相比，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较低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仅在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对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应以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而对于财政收入较低的城市，应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重点增加数字化转型投入，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中国OFDI对碳排放影响的区际差异分析——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OFDI对碳排放影响基于城镇化率的门槛模型,分别对全国范围、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发现:(1)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东、中、西部地区,OFDI对碳排放影响均存在基于城镇化率的双门槛效应.不同地区的门槛值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门槛值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小的是西部地区.(2)当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的增加会引起地区碳排放量升高;当处于第一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的增加会抑制地区碳排放;当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更加明显.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水资源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我国自2016年开始,率先在河北省实行水资源税试点,随后在2017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实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环保转型和绿色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2014—2021年中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论显示：水资源费改税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实施水资源费改税更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发明型专利数量的提升,对于国有、高市场化地区和高耗水行业的重污染企业,水资源费改税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加快推进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完善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水资源税费改革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双轮创新驱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测度及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工业绿色发展目标,构造非径向加权Russell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分析2008—2017年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双轮创新指数,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双轮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发展的交互作用特征与实现条件.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且受制度创新约束,呈现显著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逐渐优化,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由抑制逐渐转为促进;从时间维度看,发挥技术创新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持续且高效的制度创新;从空间维度看,东部地区制度创新相对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略滞后,中部地区两者则相对匹配,而西部地区两者发展均相对较慢,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发展分别呈现轻度抑制、促进与较强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