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论王蒙《红楼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

王蒙以多重身份出现在“红学”舞台之上,成为一颗“红学”新星.中国古典中庸哲学和西方唯物辩证哲学组成的哲学思想贯穿于王蒙“红学”的始终,对其红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王蒙哲学思想的两种组成、王蒙哲学思想在《红楼梦》研究的具体体现、王蒙《红楼梦》研究对红学的影响这三方面入手,通过对王蒙红学研究的方法形式、人物形象的分析、对续作的态度、对《红楼梦》整体的评价等几个部分中哲学思想的论探,可更好的体会王蒙的红学研究,感受其价值,也可借此为红学的发展拓宽思路.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流言家"与红学

在当前虚热的红学讨论中,一种以“秦学”命名的红学研究,正在危害着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一古典名著的文学阅读,将《红楼梦》“宫廷秘史”化,正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流言家”式的研究。与这种流言家式的研究相配套,出现了许多邪说谬说,集中表现为对《红楼梦》原著的不尊重,对作者的不尊重,比如将作者修改过的人物形象重新“风月化”等,这严重损害了《红楼梦》阅读的文学意义。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红学研究需要平常心

对《红楼梦》研究的评价需要平常心态 ,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出现是有传统思维及研究者心理作为依据的 ;今后的“红学”研究应以文本为主 ,同样需要平常心态 ,藉以感悟人生、增长才智     

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一、引言民国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是多偏于考据。所谓“红学专家”，多是“红楼梦考据家”。自胡适算起，这类考据家究竟有多少？实在弄不清楚。直到威斯康辛红学会议，和台北的红学会议相继召开之后，大致说来，对《红楼梦》考据下过功夫的专家，大多都参加了。而出席台北红学会议的专家，十个之七八也是出席过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人马。台北的红学会议，无异是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再版，台北红学会议的意见，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红学考据专家的心血结晶。但综观其数目讨论的结果，在考证方面，并没有突破胡适考据的成果。胡适考…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皮述民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皮述民乃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红学领域卓有成绩、独树一帜之学人.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