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论中的镜喻

王夫之诗论中的镜喻可分为三类:心镜取影、两镜相照和一镜空函。这些镜喻受到了华严宗哲学中"圆融"思想的影响。心镜取影是以诗中主人公的心为镜照见万象。两镜相照则是多角度、多层面的相涵相摄,时空、情景、物象、哀乐等都能成为互照的两镜。一镜空函是用一面镜子收纳一切来比喻大开大阖的笔力或诗歌整体意境。王夫之诗论中镜喻最终都归结于要求诗歌达到自然浑融的境界,而没有人工刻写的痕迹,这与华严宗所说的"圆融"境界非常相似。     

王夫之诗论中的“势”论

势是中国文论特有的范畴,王夫之在其著作中反复论及,细致地阐述了它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它的特征,生动地揭示了取势的原则,从而将中国抒情诗的秘密"逗漏已尽"。根据上下语境,势可以分为文本之势、创作之势、主体之势等。分析具体文本,势又呈现出生动性、蕴藉性、自然性等美学特征。如果结合生活经验,则可使抽象的势具体可感,更好地把握取势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原则。     

略论王夫之诗论中的诗创作心理学思想

明清之际的工夫之不仅是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理论家。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古典诗学，是王夫之集其大成而使之体系忏然的。由于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如此地位，学人们对其诗学理论作了分析和阐发，这些都是多视角、多侧面的。研读王氏有关著述，可发现他在古典诗学上的贡献除了现今学者们分析、阐发的诸方面外，是实际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诗创作心理学。“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勃然兴芙”——论创作心理发生根源研究诗歌创作全过程，不能否认这么一个事实；诗人不对社会生活作出心理反映，是无论如何…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康白情的诗及其诗论

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诗人康白情。康白情,字洪章,四川安岳人。当年,这位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的健将,才华横溢,曾以《论中国之民族气质》、《难“思想律”》、《论团结》等政治、历史、哲学论文,受到重视和赞誉。然而,使他名声大噪,人们难以忘却的,却是他的新诗。     

王夫之“以哀景写乐”之别解

《诗经刈、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来被奉为情景交融的千古绝唱,王夫之则以“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予以高度评价,影响深远。其实,王夫之所论,只说对了“以乐景写哀”,而对“以哀景写乐”的评价,则未免有失《诗经》作者之本意。如果说,“杨柳依依’’堪称“以乐景写哀”,具有反衬作用的话,那么,“雨雪霏霏”则是“以哀景写悲”,具有正衬的效果。正反两衬,同抒哀愁,凄恻感人,意境优美,方法灵活,正见功力。     

王夫之诗学中的天才论

王夫之的天才论是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天才或艺术才能观念的总结和阐发。在王夫之那里,天才是诗人以灵心巧手,体悟天地之妙,呈现神理的艺术才能。天才诗人具有深远广大的审美心胸、高超的感兴能力和非凡的艺术才能。     

裕情与舒气——论王夫之对《诗经》的诠释

王夫之对于《诗经》的解释属于经学和理学的范畴。船山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社会的赞美或讽刺,而且还在于其所表现的诗人情志。船山通过对诗人情志的考察,分析人的性情结构,提出了"循性定情"的修养学说。但是情要落在气上讲,船山更进一步提出调气、舒气等功夫来贞定人性、使情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和乐状态,以实现学者自我的修养和社会的美俗、善治。     

王夫之与工具理性转向

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中“理在事先”说和“理在气先”说,力倡“天下惟器”说,实现了世界观视域中由穷理尽性的价值理性向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体现了清初儒学重实学的特色。他批判“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力倡“行先知后”说,实现了知行观视域中由重知轻行的价值理性向重行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他批判“存理灭欲”说,力倡“理寓欲中”说,实现了人性观视域中由存理灭欲的价值理性向理欲和合的工具理性的转向。     

文化整合语境中的王夫之诗学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一位集大成式的哲学家 ,也是这个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和诗学理论家。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批判与整合 ,以期重建文化中国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国。在务实的基础上重建理想主义信念 ,是船山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其诗学主旨则是重构明末趋于僵化并遭消解的传统儒家诗学 ,其诗学基本特征为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内在结合 ,体现出道德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的完美统一。     

王夫之诗学中的艳诗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很少有人像王夫之那样对艳诗有较充分、系统的评价,而学界对王夫之的艳诗论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艳情与淫情、艳诗中的宫体诗、艳诗与亡国之音、艳诗佳作的衡量标准等方面探讨王夫之诗学中的艳诗论。     

王夫之天道观中的五行思想

王夫之主张将天道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而《周易》也正因为能够体现此种理念,得以成为他构建其天道观的理论依据。在论及五行时,他一方面清除了前人以“五行”学说对《周易》的附会,对该学说所表征的世界图式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根据“乾坤并建”的易学原则改造了传统“五行”学说,凸显了其作为价值本源的意义,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     

王夫之与明代诗歌

王夫之通过《明诗评选》的批评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既批判了明代诗坛的种种弊病,总结了明代诗歌创作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加以实践,他本身就是明代诗歌的集大成者,是明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诗论中的美学思想

我国两汉诗论,总结和发扬了先秦上古诗论的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诗艺“美”学思想的传统色彩。     

元代诗论中的性情说

在对宋代文风的整体反思中,元代文人更重视作者情志意趣的抒发,＂性情说＂贯穿了元代的诗论,批评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郝经主张抒发雅正中和之情;刘将孙以禅悟来阐释性情,反对读书穷理;程钜夫主张＂情其情＂,神游体会古人的生活情境与心灵世界;吴澄主张性情的真实自然;杨维桢强调情性之差异,并以任情恣性的诗歌创作冲击理学性情说。从元初的传统儒家诗教到元末张扬个性的铁崖体创作,历史就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元代性情说的演变,预示着中晚明浪漫主义潮流的到来。     

船山诗论中的艺术原则

<正>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诗评家中,王船山的诗论以其见解的精辟卓绝而放出异彩。他在迟暮之年所完成的《诗广传》、《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以及《姜斋诗话》等书,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船山的诗论几乎涉及整个的古典诗史。他的许多新颖精辟的见解,常常使人耳目一新.即使是某些偏颇、错误的见解,也以其深刻的内涵,启发着人们的思维。因此,弄清船山诗论中的艺术原则,弄清他凭以取舍,褒贬古诗的根本标准,不仅为研究他的诗歌理论所必要,对于考察他的古典诗史观,亦有所裨益。本文拟对此进行     

王夫之美学思想中的和谐观

王夫之对和谐这样一个有重要美学意义的范畴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与分析,认为“和谐”是在矛盾着的事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通过“主客体的合一”而获得的,更强调主客体的互动和谐,其和谐观主要体现在美的本质论与情景说中。     

王夫之《庄子解》中的天人关系

王夫之认为,庄子的天是浑天,庄子是由浑天而得悟大道。人生之意义在于认识浑天,无执无囿,顺化而逍遥。然人由于执着于形体,导致对浑天的迷误,以致天人的分离和对立。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景无情不发 情无景不生——艺术构思民族特色试探之一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三千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研究其特色,总结其规律,这对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必要的。文学艺术民族特色的形成,艺术构思有着重要作用。本文拟只就“情景交融”的传统要求,对我国古代文艺创作中艺术构思的特点作一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