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寿楠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兼论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不同来源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学界予以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研究存在着忽略考察团随从人员的缺失.杨寿楠为载泽一路考察团随员,担任总文案之职,在考察途中负责拟定"考察各国大略"奏折.归国后,杨寿楠又负责组织编订考察书籍,并屡次得到载泽授意代拟奏稿.通过对杨寿楠参与载泽一路考察团的个案分析,可以肯定载泽考察团各类奏折、著述的撰成,实为考政大臣与随从人员实力考求、协同作业的结果,与端方、戴鸿慈考察团找人捉刀代拟奏稿、考察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以往笼统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为走马观花之举的看法需要修正.     

《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非载泽等所上

近几年来,一些论著在提及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时,莫不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丛刊《辛亥革命》(四)中收录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断言“载泽等”在国外考察期间,曾上奏朝廷,请宣布五年立宪云云。似乎确有其事。然而史料提供的事实证明,此折是有的,但并非“载泽等”所上,而是另有其人,《辛亥革命》的编者却硬把此折加在了“载泽等”头上。论者人云亦云,结果亦错。     

徐世昌与近代中国邮政

光绪末年推行新政,其中发展交通邮电一项被视为当务之急。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指出:“船、路、电、邮四政在在均与推行宪政有密切之关系”,而“邮政一项尤为无形交通之大端,于宪政关系尤巨。”为加快邮电建设的步伐,清廷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设立专部。略称:“自轮船、铁路、电报盛行,而交通行政浸以繁多,各国殆无不特设专部以领之者。……其它轮船、电线创办已久,而进步甚迟,欲求整顿扩张,正赖事权统一。臣等谓宜合此数项,仿日本递信省例,特设一交通部。”清政府为此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批准设立邮传部。     

袁世凯与丙午改制

丙午改制,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改订官制活动。在丙午改制中,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方案,但遭到了清廷的否定。袁世凯的失败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改制失败后袁权势大减,已埋下宣元遭斥的机缘,而清廷“排汉”政策也从此发端;其二袁的失败赢得了立宪派的同情,从而为宣末民初二者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本文试分三部分对这个问题略加阐述。 一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而改订官制的第一条就是“宜略     

满族开明派与晚清现代化——以端方为考察中心

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为开明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数省督抚等要职,在政坛显赫一时。端方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促动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和外交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端方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1872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往事

秘鲁货船马里亚老士号因拐运华工在日本横滨被扣并引起一场国际诉讼,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亲自指挥,神奈川县长官大江卓自任审判长,终于将被拐华工全部解救出来,并通知清政府派人赴日将其接回中国;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大员也相当重视此事,公文往来,讨论处理办法,积极回应,并派遣上海地方官员陈福勋赴日将被拐华工带回中国.陈福勋即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赴日办理交涉的外交使节,而该事件使刚刚起步的近代中日关系第一次产生良性互动,意义重大.     

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

1905年至1906年清王朝末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是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从“变法新政”到“预备立宪”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长期来我国史学界对此没有作过专文探讨;在众多的近代通史著作中,不仅语焉不详,评价亦欠公正。本文谨就其为何有五大臣出洋之举的原因、经过及其对清政府在决定立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略作议析,以求教于史学界。     

试论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的议会

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使用了"议院"、"国会"等议会术语,较为具体地论述了日、英、法等国议会文化。当时,清政府已威信坠地,为了自存开始了"新政"改革。作为大清重臣,载泽更关心的是在当时的危局下如何实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标。总体而言,载泽对西方议会的认识颇为深刻,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使其对宪政制度本身的结构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有机联系缺乏必要的研究,更没有就如何将西方宪政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作深入的思考。这就影响了他对西方议会本质的考察和认识。     

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水竹邨人、弢斋主人,别号东海居士,原籍天津。他在清末民初政坛上和社会变革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被称为“相国”,当选为大总统,治绩昭然。 笔者断难苟同已往论著全盘否定、一骂到底之见,认为徐氏是近代不可多得的全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近代化进程均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本文拟就徐氏与东北近代化的关系略述管见,求教于研究者。 一、设立行省建署 改革政治体制 1905年日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境内辽宁进行,不仅对辽省人民,而且对吉、黑两省人民的民族觉醒起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日俄战后,东三省满目疮痍。日俄瓜分南北,互相峙立;土匪猖獗,形势日危。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按清朝旧政治体制,东北三省循例设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使彼此阻隔,所以难收治理之效果。 1906年8月,包括徐世昌在内的清政府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奏请立宪。9月,清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首先改革官制。年底,徐世昌奉命偕载振赴东三省考察政治,抓住机遇,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竭力主张把东三省的将军制改为行省制,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     

评清末筹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

一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入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论题。到一九○三——一九○五年,中国留日学生界“确立地方自治之名词,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一时蔚为风潮,以至于地方自治言论“日触于耳”,“日腾于士大夫之口”,逐渐达到“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的程度。清政府筹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正是在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但它绝非建立在民主思想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民主思想的一个扭曲,是对抗民主潮流的一个骗局。 一九○六年,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皇位永固;二、内乱可弭;三、外患渐轻。说“外患渐轻”,自然是自欺欺人之谈。清政府时已成为“洋人的朝廷”,那拉氏之流对帝国主义主子理当尽心效力。而“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这倒是他们行假立宪想要达到的真实目的。 地方自治,是清政府“筹备立宪”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九○五年载泽等在奏请宣布立宪折中具体地提出当时宜先举办的三件事,其中第一是宣示宗旨,第二便是“布地方自治之事”。奏折中写道: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清末的“皇族内阁”

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所谓责任内阁,任命奕劻(满·厢监旗人、庆亲王、乾隆皇帝曾孙)为总理大臣,那桐(满·厢黄旗人)、徐世昌(汉·直隶天津人)为协理大臣,梁敦彦(汉·广东顺德人)为外务大臣,善耆(满·厢白旗人、肃亲王、太宗皇帝十世孙)为民政大臣,载泽(满·厢白旗人、加贝子衔镇国公、雍正皇帝曾孙)为度支大臣,唐景崇(汉·广西灌县人)为学务大臣,(广阴)昌(满·正白旗人)为陆军大臣,载询(满·厢白旗人、加郡王衔贝勒、道光皇帝孙)为海军大臣,绍昌(满·正白旗人、觉罗)为司法大臣,溥伦(满·厢红旗人、加贝勒衔贝子、道光皇帝曾孙)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汉·江苏武进人)为邮传大臣,寿耆(满·正蓝旗人,宗室)为理藩大臣。     

章太炎在台湾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发生,清政府下“钩党令”,章太炎乃避地台湾。于当年十二月四日(十月二十一日)抵台北,次年六月十日(五月初三日),始由基隆赴日本,时达半年,这是章太炎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除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口授少年事迹》曾简单叙述外,还算冯自由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

“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彌足珍贵的天寶遗物”报道西安市郊唐大明宫遗址发见唐代银铤凡四。第一铤,正面中间刻字一行“传知者道(?)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進”,背面字三行,第一行“中散大夫使持师信安郡诸军事(?)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连败”,第二行“信安郡传知山官丞(承)译郎行绿事参军智庭上”,第三行“天寶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第二铤,正面中刻字一行“传知诸道(?)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支事臣杨国忠進”。背面字三行,第一行“宜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与“以夷制夷”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乞求各国列强尤其是俄、英调停———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因日本拒绝而失败;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继续乞求英、俄等列强干涉,仍未成功。后来,在美国的所谓“中介”下实现了中日两国的直接谈判①。显然,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争中,清政府所...     

谈清拓孤本《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

《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于北凉且渠安周承平三年(公元445年)立石。原石清光绪间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高昌故城,今为新疆吐鲁番东六十里之哈喇和卓。光绪廿九年(公元1903年)被德国文化间牒盗运柏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端方奉使考察欧洲各国政治,在柏林国家博物院见到此碑,遂拓以归。所拓一为完本;一为未完本,仅四分之一。《清拓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完本,原归端方,端方死后,归李介如,其孙李章汉于一九七六年捐     

薛福成“工商富国论”研究

<正>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光绪十五年(1889)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其间,他对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并以古今对比、中西对照的方法,探讨解决振兴中国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经济观点,对促进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关、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