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美国诗人对中国女性形象的重塑

美国诗人在译诗和创作中都试图重新塑造中国女性形象.在译诗中,美国诗人或变"恋女"为"色女",或变"小妓"为"淑女",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女性形象的颠覆.在创作中,美国诗人则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把中国当代女性塑造为或丑陋、或猎物、或古代女子等形象.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这些重塑与其说是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基于种族歧视和美国诗人骨子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意识.     

个体主体意识的彰显——试论李贺诗歌悲剧精神的独特性

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在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仕途苦闷等各种不幸的命运遭际下,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之中,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李贺诗歌所呈现出的悲剧精神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和魏晋以来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正是由于李贺在诗歌中高扬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其诗歌创作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长远持久的生命力。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戈麦作为一位崇尚想象力的中国当代诗人,其诗作中"经验"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地域角度来说,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在北方的诗人,但从他的自述和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南方"情结,其南方题材的诗作中也渗透着对"南方"的"想象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就是一位"南方"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与博尔赫斯的作品(诗歌、小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性"。另外,戈麦诗歌中对"南方"的书写,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进行探索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与诗人对想象力的追求相结合的,从而使其诗作的语言也富有幻想特质。     

“远方”的祖国景观——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当代汉语诗歌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汉语写作者都曾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意需求,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化入汉语诗歌写作中。实际上,这一贯穿当代诗歌史的现象,暗含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密码,以及“主流”文化革新过程中被疏忽的力量。在我们已有的新诗史视野中,汉语诗歌从自我创造走向政治身份之间的道路上,有一重关系常常被忽视：即当代汉语诗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汲取。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来应对“他者”的眼光。这种交互关系,无疑是透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维度。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轻艳的秘密——论萧纲宫体诗主体性的弱化

萧纲不能成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原因,不在于他写作了一些有道德问题的诗歌,而在于他写作的诗歌过于"轻艳",从而导致主体性的弱化.主要表现为:主体情感的弱化;主体个性特征的弱化;主体寄托言志的弱化.     

新世纪诗歌批评:那些“繁荣”假面下的失效命名

那些以70后、80后乃至90后为命名对象的文论、论坛(会议)、选本越是"厚重"、"丰繁"、"重要",就会对其中默默耕作的个体形成越大的遮蔽。这些被遮蔽的70后个体的作品量与质都早已不是、绝不是初学者,而是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的新一代诗人,目前已进入稳定、创作成绩不断增长的状态。但他们在多种百人左右的70后诗人选本里是绝迹的,在数以百计的关于70后诗人作品研究、批评文章里是稀有乃至绝迹的。以他们的杰出,以他们对本真诗歌写作的追求,我困惑于我们当代诗歌的研究与传播现状。由此,笔者不得不怀疑我们的整个诗歌传播、诗歌批评行业的"可持续性"以及其伦理基础。     

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

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决定当代社会的走向,中国诗歌精神"诗言志"与主体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中国诗歌精神"兴观群怨"又与危机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主体意识的缺陷并不能完全依靠危机意识来补救,而中国诗歌所追求的诗化生活和天地精神,却能超越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轮替主宰的现代生活。中国诗歌是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类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应该重新被重视。     

“纸”与“网”的博弈——网络诗歌新论

互联网改变了诗歌的存在形态,进而改变了诗歌阅读与写作的方式。网络诗歌写作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写作方式上"实体书写"到"虚拟书写"的转变,传播层面上"共时性"取代"历时性",以及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化和随意性。网络为诗歌阅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给诗歌阅读带来"信息"与"文学"的冲突,"娱乐化"和"严肃化"的对立,以及文字与其他媒介的交错、博弈等悖论。在网络日常化的今天,要充分认识纸媒和网媒、传统读者与网络诗歌以及"慢"与"快"的博弈关系,使它们可以在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下相互依托,以重建诗歌与时代、媒体的良好生态。     

诗歌与生命同体——试论海子之死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死亡"是海子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海子在诗歌中讲述死亡,就像讲述一切语不惊人的故事;海子甚至在诗歌中表现出他对死亡意识的迷恋,表现出一切带有浪漫主义冲动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海子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诗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诗歌中寻找到他生命的轨迹。海子的诗歌与他的生命同体。     

李白诗歌的抒情艺术发微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一块奇葩,其诗歌作品不仅数量多,内容题材广阔,而且在抒情的方式和途径上、主观思想感情的表达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个性,也更具特色。李白的诗歌作品强调个性化抒情,突现自我主体意识,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攀越的一座高峰。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身体主体意识

女性的身体主体意识,是指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力意识,也即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欣赏、支配、享受的自由意志.中国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正是侧重从"赞美身体"、"支配身体"、"享受身体"等几个层面,对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及身体主体意识进行前所未有的审美表现和文化透视.作为一种性别意识鲜明的"性别写作"亦或"身体写作",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审美表现和张扬,必将极大促动女性久被遮蔽、禁锢且多灾多难的身体走向解放和自由,并最终整体地促进和提升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     

李白诗歌的抒情艺术发微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一块奇葩,其诗歌作品不仅数量多,内容题材广阔,而且在抒情的方式和途径上、主观思想感情的表达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个性,也更具特色.李白的诗歌作品强调个性化抒情,突现自我主体意识,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攀越的一座高峰.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论昌耀的精神救赎之路

中国当代西部诗人昌耀所铸造的诗歌世界是独特的。昌耀诗歌在以悲剧意识为主调的诗歌文本后面隐含着另一精神主脉,即与宿命论、荒诞意识、孤独意识、受难意识相抗衡的精神救赎之路。诗人试图借助诗歌、家园、爱、死亡来实现对人生的突围。探索诗人精神救赎之路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昌耀诗歌的思想深度。     

紧贴自身的可能性与当代诗的强度——以姜涛诗歌为考察中心

从郭沫若开始,中国新诗的写作就存在以一驭多的元话语。这既是一种诗歌写作方式,也标示了新诗诗人发声的位置。姜涛诗歌中同样存在这一元话语,但没有延续元话语背后强大的主体形象,姜涛诗中的主体反而显得游移不定,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姜涛的诗由此也表现出"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的特征,深刻地表征了当代诗的社会结构处境。通过在诗中反复寻找和检验发声位置的可靠性,姜涛象征性地找到了"山洞"作为暂时的方案。"山洞"作为诗人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透射着诗人的智慧、无奈和诡谲,生产出诗人和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频繁地介入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来。而这是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延展了当代诗的政治强度,使其不再需要去向哲学和政治诉求援手,诗与艺术即已自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姜涛诗歌的可能性问题,有助于重新衡量当代诗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理解当代诗在新诗史上的位置。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日常化写作的纵深与“风景的发现”——论李强诗歌的抒情构成

在当代诗人群体中,有一部分诗人以自身的持续创作实践着其早年的诗歌梦想,他们的创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某些可资探讨的话题,而李强正是其中的一位。1980年代的文化气脉浸染到了李强诗歌创作的各个阶段。诗人笔下有对道义、理想、信念等形而上目标的追求,以及对自我信念的执着。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在纷繁杂芜的创作环境中,保持诗歌创作的个性、呈现出个人化的抒情方式。在诗歌描写对象方面,诗人并没有止步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在某些篇什中,诗人以纯真的感觉和细微的触觉,写出了爱情的种种迤逦悠长之处,以诗意的日常书写再现了母子情、母女情、友情等美好的情感。李强诗歌抒情方式的独特性,在于他并没有仅仅把诗歌当作抒发个体情感的方式,而是熔铸进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观察与历史的纵深思考。另一方面,李强的诗歌又具有极其显在的"当下性",体现在对个人情感的书写和对日常生活的再发掘。这一点,使得他的诗格外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厚度和广度。     

米沃什在中国的接受与形象变迁

米沃什是波兰的伟大诗人,其人其作在中国诗歌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时代语境的变迁,中国读者对米沃什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诗人的形象也在不断转化。米沃什最初被中国读者界定为"政治诗人",人们主要翻译和挖掘他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注重他作为弱小民族诗人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但随着翻译的深入开展,人们从米沃什的作品中读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认为他是一个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诗人,他自始至终都在追求自我内心的真实和写作的自由;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米沃什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被中国读者所津津乐道,诗人形象的多元化逐渐浮出水面,中国读者最终还原了他真实的诗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