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考古资料的汉代新疆农牧业考察

汉代是新疆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取得了许多突出成就,为以后历代新疆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以考古资料为研究文本,在分析考古资料基础上,结合佉卢文书的史料记载对汉代新疆农牧业进行考察。     

考古资料所见赭石、朱砂、铅丹及其应用

本文通过对中、外墓葬中所发现的赭石、朱砂、铅丹等物质原料的分析,探讨这些红色原料在古代的作用及应用的目的,并对他们的提炼、开采进行了叙述。     

关于汉代建筑文献考古资料的分类解析

东汉是我国古代建筑大发展的时期,作为鲜有建筑实例的时代,须借助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研究的有力支持,它们与有关文献的结合使得我们得以更加深人地了解东汉建筑的各个类型及此时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本文即延续东汉建筑研究的一贯思路,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为研究重点,结合笔者的分析和思考,以期略知东汉建筑成就之一二.     

岭南移民与汉文化的扩张——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

秦征服岭南,确定了统一帝国南境超越楚人控制区的版图规模.然而,秦末至西汉前期又曾经出现割据政权.岭南地区秦汉考古资料多有体现中原文化元素遗存的发现,相关历史文献也明确记录了汉王朝对南越、西瓯地方的强力征服和成功管理.这一历史过程表现的汉文化的向南扩张,是以北方移民的大规模迁入为重要条件的.以元始二年(2)和永和五年(140)户口数比较,岭南七郡户口,增长率分别为户144.8%、口100.8%.当时的全国户口则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户-20.7%、口-17.5%).据有关记载,建武年间,交阯郡"西于一县,户已有三万二千".但是,永和五年文化中枢地区三辅郡级行政区的户数,京兆尹不过5.3万,左冯翊不过3.7万,右扶风不过1.7万.自秦代直至三国时期的北方向岭南的移民运动,得到中原王朝出于强化行政控制动机的积极倡导,而移民高潮的真正形成,却是在西汉末年以及东汉末年王朝政治影响力衰微的时期.实现汉文化向岭南扩张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并非汉王朝最高执政集团的积极策划、中原将士的军事远征或者地方长官的行政实践,而是千千万万普通流徙民众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大量农耕劳动者将北方田作经验和生产工具乃至日常礼俗带到岭南地区.下层文人的流入,也促成了岭南地区文化的进步.岭南移民运动的发生,有北方灾荒频繁和战乱危害的因素,而气候的变迁也是不宜忽视的原因之一.     

从考古资料看战国秦汉时期的陕北地区及经济开发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战国秦汉时期的陕北地区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经济文化繁荣阶段,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与中原王朝出自于稳固统治巩固边疆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有密切联系,但过度的垦伐和气温的干冷则造成了陕北地区从东汉初期出现了自然环境恶化和土壤沙漠化的趋势。     

从考古资料看日本早期农具的大陆文化渊源

从考古资料来看 ,日本弥生文化时代主导农具的发展流变 ,大致经历了由石制农具到木质农具、再由木石农具到铁制农具的发展过程 ,探本索源 ,不难发现其与大陆工具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渊源关系 ,从侧面揭示出这一时期中日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基本态势与日本农业发展的一般特征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对立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和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文化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民族类博物馆图片资料和音像资料的整理、保护、利用——以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为例

民族类博物馆不仅承担着征集、保护、修复、展示、研究各民族与民族地区丰厚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而且肩负着保护、传承各民族与民族地区民族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遗产的重要使命。因此,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的整理、保护、利用,对民族类博物馆尤为重要。以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为例,系统梳理馆藏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的归档管理体系、分类与编目方法、严格规范使用、数字化等内容以及图片资料、音像资料在研究出版、展览展示、社会教育活动等方面的利用,为民族类博物馆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的整理、保护、利用提供范例。     

遗址、文献与图像--长春园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

长春园遗址的考古发掘,较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宫门区、澹怀堂区和含经堂区的各种遗址和遗迹,大到殿堂楼阁的基址,小到花盆树坑的遗存,是历年来圆明三园中考古发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显著的一次,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和直观的资料。在对已发掘的长春园遗址进行研究时,尽可能地结合与利用保存至今的文献和图像资料,从而进一步明确遗址的时空存在。      

城市考古研究中空间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基于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空间分析是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环节,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在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复原研究和区域性城市研究两方面。城市复原研究方面,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首先可以对城址开展地图测量,准确掌握城址的基本数据;其次可以对城址进行地形地貌分析,考察城址所处的自然环境;最终,可以为还原城址的形制结构提供线索,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效率和精度。区域性城市研究方面,通过"城市圈"的研究视角,将城址与周边遗址和自然环境纳入同一空间集合进行考察,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对大数据量的遗址信息进行空间分析,能够有效地剖析城市圈的自然环境和遗址的空间关系,从而考察城市空间属性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     

从考古遗存看玛纳斯河流域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分布着较为丰富的细石器文化的遗存,如克拉玛依市遗址、西洪沟1号遗址、西洪沟2号遗址、沙乐村遗址。该文通过对遗存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采集到的遗物的分析得出:玛纳斯河流域的细石器遗存的分布与自然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存方式会产生很大影响;石器的制作加工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失落文明的重现——评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

王以欣教授的著作《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探讨了古希腊神话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神话传说中可能含有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根据神话提供的线索进行考古,发现了史前米诺文明,找到了欧洲文化的渊源。根据神话的考古同时也对神话的历史化进行了校正,重建了失落的历史和文化。     

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兼谈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三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巴、楚文化的遗存遗物,也有反映巴、楚、越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这些考古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对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过程表明,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既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三者相结合是研究民族民俗文物的重要方法.     

巴蜀文化与巴蜀非遗、农耕文化的关系研究述略

本文以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动态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巴蜀社会、非遗以及农耕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创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内容涉及巴蜀社会、非遗、历史地理等方面,并呈现出注重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解读、突出区域内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研究等特点,但对于巴蜀文化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及为古蜀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的农耕文化等诸问题所表现出的历史认识和哲学反思仍尚显薄弱。     

边界与对话——一个高原过渡地带民族关系的考察

民族关系处于一个互动和变化的过程中，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新的变化，而且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地理分布、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形式和特点。本文通过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这一高原过渡地带民族关系若干变量的考察研究，提供了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地方性个案，展示了历史和现实中影响民族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因素。     

民族、地域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人格特质的视角

采用艾森克简易人格问卷分别对贵州山区的汉族、瑶族、布依族、水族、苗族和粤西山区的汉族等不同群体共542人进行调查,其目的是为了验证群体人格的民族、地域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调查研究的结果为:(1)在精神质、外倾性和掩饰维度上,存在极显著的民族差异,而在神经质维度上,民族差异不显著;(2)粤西山区和贵州山区两地的汉族群体在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维度上差异极显著,但在外倾性维度上差异不显著;(3)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和神经质与当地人均年纯收入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年均收入同比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     

散杂居民族关系“日常生活建构”的经验与特点——重庆向家村蒙古族的历史与田野考察

长期历史发展中,重庆市向家村蒙古族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保持着和谐互助关系。文章对民族关系双方在民族意识引导、社区管理、文化互动、经济互补等方面积累的有效措施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散杂居民族关系的"日常生活建构"及其特点。     

散杂居民族关系“日常生活建构”的经验与特点--重庆向家村蒙古族的历史与田野考察

长期历史发展中,重庆市向家村蒙古族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保持着和谐互助关系。文章对民族关系双方在民族意识引导、社区管理、文化互动、经济互补等方面积累的有效措施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散杂居民族关系的“日常生活建构”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