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甲盘铭文考释三则

兮甲盘所反映的西周晚期周王朝以及南淮夷的政治、经济资料十分珍贵,值得深入研究。首先就铭文所涉及的"貯"、"■"、"■"等字做了进一步考释,进而尝试对西周晚期周王朝对南淮夷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西周商业问题做了相关的探讨。     

审判权与西周国家权力的构建

西周王朝司法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授权, 即通过审判权之个别授予方式, 而不是建立专门的司 法官员体系来实现王朝的司法职能。 审判权在西周国家权力构建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被授权者以王 朝代言人的身份处理争端、 消除纠纷、 团结力量、 控制权贵, 既贯彻了王朝的意志, 也使西周国家的公共权 力色彩得以体现。 不过西周特殊的政权体制与权力配置方式, 又使其审判权始终存在着弱化国家权力的反作 用, 其突出表现是世族政治控制司法权, 继而侵蚀国家权力。 准确认识西周司法模式的独特性, 对于分析 《周礼》 等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之差异原因, 进而探究早期中国法律的演进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论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移动及其影响

中、北亚的辽阔草原 ,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也是游牧民族冲击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主要出发地。本文对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进行了详尽考察 ,特别探讨了塞种人、安息人、匈奴人、白匈奴人、大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帖木儿帝国的迁移活动 ,认为这种移动虽然扰乱了农耕世界的文明进程 ,大多在军事上甚至政治上战胜了农耕民族 ,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使游牧民族融汇和同化于农耕世界 ,促使农耕世界不断扩大 ;而且 ,这种移动也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往来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     

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秦史研究新篇章--读徐日辉先生《秦早期发展史》

徐日辉先生的新作<秦早期发展史>解决了秦早期历史研究中的诸多悬疑:一是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证明秦人源于夷夏戎狄;二是突出考古成果,结合方志、民俗等学科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指出绵诸戎的活动中心,在现在天水北道区社棠镇绵诸大队;三是利用金文以补文献之不足,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新资料.     

周族的兴替与戎狄族的关系

周族的发祥、发展、立国,乃至最后的衰落都与戎狄各族((犭严)狁、鬼方等)的兴替密切相关。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好时恶,这对周族的盛衰影响颇深,周族的几次迁徙都是在其与戎狄关系的起落变化下进行的。周灭商得戌狄之力。立国后戎狄又成为周的主要外患,并最后造成了西周的灭亡。     

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党项是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一,于1038年至1227年间以银川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西夏王朝。在西夏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及西夏立国期间,西夏人剽悍粗犷、尚武善战的民族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经济生活的农业化,尤其是儒学与佛教思想的输入,尚武精神逐渐弱化,最终亡于蒙古。     

游牧民族历史影响比较研究初探

突厥人和蒙古人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两相比较 ,可以看出 ,蒙古人的扩张把古代游牧民族的武力征伐推到了顶峰 ,使得文明社会经受了最后一次 ,也是最激烈的游牧民族的野蛮攻击 ,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突厥人 ,在世界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突厥人的文化影响则较为深远 ,他们在游牧民族中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层次较高的、独特的、持久的文化 ,并在以后的历史中一直用自己的文化影响着从小亚细亚到中亚到蒙古高原这一广阔地域的其它民族     

对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出土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

1980年9月黄县(今龙口市)庄头村出土的一批西周前期有铭铜器中,其中四件有铭文,系同一墓葬出土.铭文涉及的“芮公”、“熊奚”、“小夫”等铭为胶东半岛首次发现.它不但为研究胶东半岛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而且也为探讨西周前期半岛古国与周王朝以及与其他属国间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论蒙古游牧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中的地位

蒙古族游牧法制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法制的集大成者,能将北方游牧民族的法制升华和再现出来,制定了很多成文法典,并流传至今,成为游牧法制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央王朝法制在交流中互相影响、碰撞、融合,并最终融合到中华法制文明之中,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并独居特色的一元。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尚武精神及其成因

《诗经·秦风》突出地表现出了秦地人的尚武精神，这在《无衣》、《小戎》等诗篇中明显反映出来。秦人的尚武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秦人的祖先就是凭武力崛起，并一步步强大起来的，秦人的重利思想又促成了秦人尚武精神的发扬，周王朝的倡导也是秦人尚武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     

西周王朝的国土结构及其特点

西周王朝的国土应包括成周王畿所在、周天子直辖的“中国”、在西周王朝军事征服基础上通过分批封建开拓出的四土、四国及其以外的部分多方之地。同以往相比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日渐呈现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完整性、政治地理格局的相对稳定性、国土结构的多层次性等颇为鲜明的时代性特点。总之 ,西周王朝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下 ,地方相对分权的统一的主权国家     

周初的监国方式探析

针对西周初期监国方式问题的研究与争论,运用比较和辨析的方法,充分利用金文资料、前人成果。指出：西周初期的监国方式并不能固化存在和单一运行。周王朝利用固有的权力体系和攻伐战略实行灵活的监国方式,＂监之于内＂和＂监之于外＂是西周初期监国制度互变共存的两种方式。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周公称王”之说不可信

周公姬旦是西周初年的一位大政治家,是西周奴隶制王朝的开国重臣之一。他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相辅成王出师东征,平定管叔、蔡叔、霍叔联合纣子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对巩固和加强周王室的统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融合的方式及影响

进入到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愈加频繁，主要方式有交战、联姻、被迫的人口往来、盟会、经济往来等。这些不同方式的融合，不仅打破了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传统分布格局，使得彼此间的差异化发展不断融合重组，而且促进了戎狄蛮夷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为之后秦汉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论圆顶山秦早期墓地车马坑之殷文化因素

随葬车马是先秦时期贵族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同文化之随葬车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发现于甘肃礼县圆顶山墓地遗址的随葬车马坑作为秦早期墓地随葬车马坑之代表,颇具重要意义,有助于探讨早期秦文化的内涵。在秦人与殷人文化渊源方面,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礼县圆顶山秦早期墓地车马坑和安阳殷墟殷人车马坑的随葬方式很相似,殷文化之风格较为浓厚,从而与西周王畿周人车马坑之典型随葬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圆顶山墓地车马坑包含大量商文化因素,揭示出秦人和殷人应具有相当的文化关联,历史文献特别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亦对此有所佐证,由此昭示出秦人和殷人在文化渊源上密切相关。     

西周时期的洛邑建都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明德在《论西周时期的洛邑建都》的来稿中指出:洛邑的营建在西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古代政治史上亦是一个创举。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分设东西两都,这对于加强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管理和统治,创建强大的西周王朝,起了重大作用。洛邑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的据点,发挥了都城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武王和成王经营洛邑,更看中的还应是它的军事价值。位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对东方的军事态势,使洛邑成为西周王朝维护东方统治的军事中心。在洛邑常年驻屯有西周主力军队殷八师,号称“成周…     

试论秦"二世而斩"的人才制度因素

秦国一扫六合宇内,得人才任用之力甚多,但同时,秦人在人才观念和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内在固有的不足.这些缺陷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人才观念的先天缺陷、文化政策的后天失误、制度建设的自我僵化造成了士人对秦王朝的强大离心力,最终酿成毁灭性的后果.     

从西汉时期并州人口数量的变化看其国力的盛衰

在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汉时期,地处北部边境的并州,是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交错相接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其人口来源复杂,人口数量极不稳定,其变化大致经过了快速发展、持续增加和快速减少这一过程,而这一变化实则是西汉王朝经济和边防实力兴衰的晴雨表,折射出这个王朝综合国力由兴盛转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