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嬗变分析——基于“60后”与“90后”女性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乡城流动促使农村女性获得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机会,加之教育水平提高,女性独立意识逐步觉醒。在农村男性婚姻挤压与高额婚姻替代成本压力下,“60后”与“90后”农村女性代际关系重塑。“90后”农村女性与“60后”农村女性相比,称谓由从家庭系统出发向个体化转移,角色权力从“婆强媳弱”向“婆弱媳强”逆转,家庭事务从“无权参与”向“事事知晓”转变,家务分配从“家务全包”向“家务解脱”变化,生育自主权逐渐增强。洞悉两代中国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结合家庭资源理论分析由传统乡村社会的男权主导向夫妻平权制方向发展的原因。     

西部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基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农村地区的调查

为了了解西部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情况,对甘肃省嘉峪关市三个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婚姻自主权、家庭实权、家庭地位满意度等方面内容,并得出结论: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低下、权利意识缺乏等是影响其家庭地位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的对策。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女性家庭地位＂在本次调查研究中界定为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所拥有的自主权、支配权、决策权,同时引入了家庭冲突处理方式以及家务分工状况、妇女自我角色认知等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其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值差距悬殊;男性是家庭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倾向仍很严重,＂男主外,女主内＂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思想观念的滞后、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独立的缺失。针对此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对经济、社会、人口和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城市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的婚姻问题,研究婚姻制度和传统婚姻性别模式的特征,运用家庭经济学婚姻市场选择理论探讨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选择行为,同时将社会性别文化嵌入婚姻选择模型,对基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女性婚姻选择过程与困境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有解释力的结论,并提出缓解女性婚姻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的对策。     

社会性别视角下闽西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闽西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家庭中出现了＂男女同工＂和＂农业生产女性化＂的新型分工模式。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家庭地位相应提高,具体表现为女性自主权、决策权和支配权的地位提升。然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发现,男性仍然占据家庭的主导地位,新型的两性分工模式依然存在隐性的不平等。     

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女性家庭权力研究

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农村女性的家庭权力总体上得到了提升,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从性别间来看,表现为父权制与父权文化的延续,这种延续既有显性表征又存在隐性影响。从性别内部看,农村女性的家庭权力状况由于受到农村社会分层的影响而产生阶层差异。因而我们应当关注限制农村女性家庭权力充分实现的多重因素。现阶段的乡村治理应注意性别盲视问题,需将性别问题纳入决策过程,实现性别主流化,为女性提供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提升农村女性地位,进一步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平性。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N县儿童生存与发展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禀赋对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男性群体,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强,子女年龄和配偶家务支持有正向影响,向父辈的家务支持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禀赋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流动经历群体间存在差异,女性的近期流动和县外流动均会增加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而配偶的流动距离则会负向降低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据此,释放性别红利、促进农村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拓宽个体就业选择,从增强家庭人口禀赋着手,充分发挥配偶与社会力量,创新养老与抚幼方式,宣传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营造公平竞争的劳动环境。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学历社会"中的妇女家庭权利研究--以武汉为例试析学历对妇女家庭权利的影响

本文以学历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 ,分析了学历对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家庭事务决策权、个人行为自主权、家务分工及性生活自主权五个方面的影响 ,发现妇女学历越高 ,越能拥有这些权利。     

洞塘坝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变迁

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不再仅仅是男人的事情,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文通过在湖北恩施士家族苗族自治州洞塘坝村的调研资料,就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农村女性外出打工促进了其家庭地位的提高、促使了家庭性别关系走向平等。     

社会性别视角下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有效路径

以社会性别视角对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进行研究,能发现其专业发展较为被动、方式较为封闭且单一、专业发展意识较为薄弱且专业发展缺乏支持与引导。青年女性教师的个人意识及动机、高校层面的职位晋升及培训机会、家庭层面的家人态度及家务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社会地位及社会期待都对其专业发展产生了影响。为了促进高校青年女性教师的专业发展,从青年女性教师角度,应激发自身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高校角度,应搭建支持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从家庭角度,应更新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家庭角色;从社会角度,应营造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中国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2）问卷数据，选取2148个已婚家庭样本为观测对象，系统梳理研究了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中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平等观念、目前工作状况、身体状况对其家务劳动承担比重有显著影响；而配偶受教育水平、女性收入贡献率、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满意度对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影响不显著。总之，受教育水平是改变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女性祀神体系看近代大同地区的社会形貌

女性祀神体系是神灵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同地区民间信仰中的两大以女性作为主祀神的神灵体系,可以看出大同地区社会生活受游牧民族影响深刻。现实中的性别比例失调导致女性地位较高,频繁的战争对人口的消耗,促使女性承担起生产和生活的重任。妇女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在经济领域中便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一生活中的现象在精神上的反映就是神灵们组成了一个以女性为核心的家庭。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当代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的若干特点

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居重要地位，一切社会变革都会在此留下痕迹。文章认为，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转型期，城市婚姻家庭出现了三个特点：1．女性家庭地位正以自身素质为导向，沿着两种轨迹运行。2．在婚姻价值中，功利与情感孰轻孰重，正发生着激烈碰撞。3．随着社会管理目标的转移，社会对婚前、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夫妻关系中爱情与责任互相背离，婚姻呈不稳定态势。     

论《上海的早晨》中的家庭形态及特质

《上海的早晨》刻画了建国初期城市中的多种家庭形态。旧势力家族分解与新家庭建设过程并进,旧家族面临社会资源紧缩、家族成员变化、核心利益转移的考验,由表及里的动摇了存在的根基。新家庭建设朝着夫妻横轴核心关系发展,社会关系由血缘、地缘向业缘倾斜,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家庭伦理新格局。家庭变迁体现出从"私"到不完全"公"的社会伦理,突出了女性地位的改善和角色转换。     

平等或从属：旅游参与与女性家庭权力——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两性平等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地位多被认为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关键维度。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本文关注于参与旅游对女性家庭权力的影响及其所透射的乡村性别关系,并指出参与旅游活动对女性在对家庭中的经济支配权、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务分配权等权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家庭权力在旅游参与中得到提升,其动因正在于文化及资源变动所引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过,从根本上来看,这种觉醒与变化尚未真正撼动乡村中以男性利益优先为原则的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