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基于中国创业板IPO抑价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1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研究了以承销业绩衡量的承销商声誉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研究发现,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中,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率没有显著影响,而新股上市首日的破发现象将导致投资者对新股承销商的认可度下降,这种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将显著降低该承销商随后所承销新股的IPO抑价率。     

承销费用、承销商持股与IPO抑价

以2009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2日的A股IPO数据为样本,分析承销费用与IPO抑价的关系以及承销商持股的不同情况对承销费用与IPO抑价关系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承销费用与IPO抑价呈正相关关系,承销商持股数量的增加会增强承销费用与IPO抑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IPO抑价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创业板的市场数据

IPO抑价是资本市场的研究热点,也是不解之谜。通过对我国创业板市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对我国创业板IPO抑价影响较为明显,其次是信息不对称因素。而承销商声誉和信号理论则影响并不显著。文章提出了完善证券市场、突出承销商的保荐责任、加强发行人的监管、投资者要加强风险意识等方面的建议。     

我国创业板IPO抑价现象的实证研究

从创业板发行市场中的发行价、股票内在价值以及上市后的价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创业板IPO的估值模型和高抑价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综合运用股票内在价值计算模型、随机边界前沿边界模型和回归模型来检验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发行定价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探索影响我国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的相关因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IPO抑价率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找出我国创业板IPO高抑价的原因。     

主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率——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主承销商声誉是影响IPO抑价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我国这一现象并不显著。以1990—2005年间发行的1 230个IPO公司为样本,采用一套新的切合中国国情的券商声誉测算方法,区分不同IPO发行制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与国外市场相比,我国券商声誉、股票发行规模、公司发行前存续时间等变量对抑价率的影响较弱。(2)在不同的IPO发行制度下,券商声誉有着显著的差异。(3)按照不同的IPO发行制度进行分组,发现我国券商声誉与抑价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不甚显著。     

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的影响:研发投入的视角

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风险投资的引入能有效降低IPO抑价,但基于中国创业板的数据发现,风险投资对IPO抑价没有产生负向显著影响,本文从研发投入的视角对此提供新的解释。发现存在风险投资通过研发投入影响IPO抑价的路径,即风险投资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的增加一方面显著提高了IPO抑价,另一方面增加了风险投资对IPO抑价负向影响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研发投入越高的公司中,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的负向影响越显著,越能发挥认证监督作用。     

电力上市公司IPO抑价模型与询价机制分析

电力上市公司IPO抑价水平反应股票定价的合理程度,本文选择每股收益、上市首日大盘指数、上市换手率、发行数量的自然对数、上市发行日差作为影响IPO抑价的变量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新股发行询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保荐制下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关系研究

保荐制实施之后,承销商声誉与首次公开发行企业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IPO企业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衡量IPO企业上市之后的质量,并通过模型检验高声誉承销商是否与高质量IPO企业相联系。实证结果表明,高声誉承销商并未与高质量的IPO企业相联系,保荐制的实施并未促使承销商声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风险投资背景对我国创业板IPO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创业板分别对风险投资背景是否会影响IPO抑价和IPO后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抑价;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参与的风险企业的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对风险投资背景与IPO后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而且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有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无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差异性存在,但没有完全显示出其特质.     

承销商与发行企业双边匹配决策对IPO抑价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2010年至2019年主板上市的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承销市场的匹配选择及稳定匹配对IPO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与发行企业的合作是承销商的声誉和政治关联关系以及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等特征偏好互相筛选下的结果;承销商与发行企业越匹配,越能缓解IPO市场的高抑价问题。信息透明度之于承销商和发行企业匹配度对IPO市场抑价的抑制影响起了调节作用,即解决信息披露质量问题对于促进市场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上述结果验证了承销商与发行企业相互选择的内在机理及稳定匹配的市场价值,为双方精准对接符合自身偏好的合作方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方法,进而为完善IPO市场健康高效的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可观测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

新兴资本市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异质分歧,传统行为金融理论并没有结合两者对IPO抑价进行深入研究。文章结合信息不对称和行为金融理论,构建投资者可观测性异质和私人信息结构下的IPO定价、抑价模型,分析了可观测性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观测性异质越大,IPO抑价越高;机构投资者私人信息对IPO定价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散户投资者是否拥有私人信息对IPO抑价影响不大,即机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IPO抑价越低,散户投资者则无影响;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IPO抑价还与投资者风险规避系数、配售比例和发行规模正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数量负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能解释中国IPO"异象",也能为中国证券市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创业板IPO抑价、公司治理与发行特征——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利用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创业板上市的58家公司样本和中小板上市的58家公司样本,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发行中的抑价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公司治理来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创业板IPO抑价程度越高;高管薪酬越高的公司,创业板IPO抑价程度越高。从发行特征来看,发行市盈率越低,中签率越低,每中一签需要的资金量越小,创业板IPO抑价程度越高。分析结果没有发现风险投资的持股会影响创业板抑价程度。     

主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沪市 1994-2004 年的 539 家 IPO 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主承销商声誉和IPO 抑价的关系,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异常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消除这种扭曲的关系,但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     

创业板IPO市盈率与超募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券商声誉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实证分析

创业板市场高发行市盈率与高超募率的现象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及新股发行利益链等理论的分析表明,承销商声誉与私募股权投资是影响创业板IPO市盈率与超募率的潜在重要因素。针对创业板260家公司IPO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承销商声誉与发行市盈率及超募率均显著正相关;(2)私募股权投资与发行市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私募股权投资并不显著提高IPO公司的超募率。因此,为解决我国创业板一级市场定价问题及提高创业板投融资效率,相关部门应重视新股发行利益链中的利益分配及行为规制,增强承销商的保荐责任,延长其保荐责任期,支持私募股权的发展,严惩IPO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加强对各利益群体的引导与监督。     

社交媒体大数据、 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

为深入研究社交媒体大数据中所反映的投资者情绪与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抑价之间的关系,采用网络爬虫(Python)技术挖掘社交媒体大数据,通过人工构建股市情绪词库,分析了社交媒体言论中包含的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大数据中的投资者积极情绪与IPO抑价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消极情绪与IPO抑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消极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社交媒体大数据可以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可靠指标,为度量投资者情绪提供了新方法,并为监管机构对社交媒体信息及水军的靶向性监管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我国股市IPO抑价现象及其实证研究

IPO抑价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股票市场。以我国2000年沪深两市发行的137支股票和发行日市场指数为样本,提取了11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超额收益率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IPO超额收益率与市盈率、发行规模和中签率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弹性关系,并与机构认购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以及发行前一个月市场指数累计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指数相关关系。     

关系、声誉与再融资承销竞争

随着再融资市场的蓬勃发展,再融资承销的竞争日益剧烈.理论界普遍认为声誉和关系是投行竞争再融资承销中两个重要的影响机制.以2001-2011年沪深两市310家SEO公司为研究样本,可对投行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在投行竞争SEO承销业务中的作用进行实证考察,并能进一步探讨“关系”与“声誉”这两种影响机制的相互替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行与上市公司“关系”越紧密,即如果该投行是公司IPO的承销商,或者在公司IPO时的承销份额越高,或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那么它越有可能获得公司SEO的承销业务；然而,“声誉”会削弱“关系”的影响,只有在投行声誉较弱的情况下,“关系”才能发挥作用.这说明,在一个以“声誉”为主要竞争指标的市场当中,投行会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这不仅有利于承销市场秩序的构建和市场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我国证券业和资本市场整体素质的提高.     

新股投机行为与IPO抑价

文章选取2006年到2011年中国A股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新股投机行为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股投机行为与IPO抑价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级市场资金、新股上市首日换手率、新股上市首日股价波动程度等代表新股投机行为的指标均对IPO抑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特色IPO抑价的本质研究——发行制度

通过构建发行过程中的机会成本理论模型,提出机会成本与IPO抑价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利用统计和截面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实证结果与理论相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签率是影响机会成本的最重要因素。原因分析发现我国与众不同的新股发行制度是造成机会成本的重要原因。该研究指出我国高IPO抑价的本质原因是发行制度,揭示出发行制度影响IPO抑价的作用机理,提出了新的IPO抑价计算模型。     

中国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抑价问题的实证分析

文章研究了从199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1 129家公司的数据,发现IPO抑价程度依旧很高,市场指数调整初始收益达到了122.24%。抑价现象与等待上市时长、发行规模、市盈率、中签率以及上市前30天的累积市场收益有关。除了承销商信誉理论,"赢家诅咒"假说、事前不确定性理论、信号模型、从众假说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IPO抑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