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持续处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较早较快的省区,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少消退。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结构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健康红利"。构建了测量健康红利的指标体系,基于面板数据对1999—2018年江苏省的健康红利进行了量化评估,并对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康红利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与健康红利水平息息相关,健康红利不仅能改善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厚和释放健康红利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健康红利水平不仅要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而且还要制定相关制度,为收获健康红利创造条件。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关于“用工荒”折射出的人口红利现状研究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目前的"用工荒"现象也折射出了我国人口红利新的发展情况。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我国"用工荒"所折射出的人口红利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对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劳动要素再配置效应检验——以天津市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激发"结构红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基于动态偏离份额模型的分析,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内部增长效应,对天津产业结构变动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劳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较小,原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较强。要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改革当前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以释放结构红利。     

人口红利与河南经济发展

对人口红利理论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梳理,结合人口红利期的判断标准对河南省人口红利期进行了界定,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出人口红利对河南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实现河南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红利趋缓背景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以福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人口红利,福建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福建省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福建省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从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的流通、就业机会的创造等方面着手,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相伴随。在人口老龄化前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四十多年,得益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从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可能实现富裕与老龄化的同步,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升级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升级,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等方式又能填补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增长缺口。因此,"人口红利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步螺旋式升级,两者相互促进,成为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增长动力。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性别红利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性别红利是国际上在企业管理和性别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兴概念,意指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能够显著拉动经济增长,为企业和社会带来稳定收益。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盈利能力与消费能力的论证,充分说明了性别红利在今时经济体系中的价值。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存在着诸多阻碍性别红利产生的现实困境。必须广泛建立性别均衡化的企业生态系统和国家、组织管理系统、推进投资女性战略及充分利用性别红利,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繁荣,推动国家的健康发展趋向。     

“一带一路”战略体系下中国制度红利二次释放的忽略地带研究——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当中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第二次释放制度红利之时,广大的西部地区制度红利的初次释放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释放,这种现状导致了中国在红利制度的释放方面落差巨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红利初次完整地释放,其路径是通过变迁少数民族产权制度,复制改革开放初期东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具备这个特质。自2011年开始持续5年多的跟踪调研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的经济行为已经渗透到婚姻、财产、家庭、经商等各个环节,且是向好的。     

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大。新型城镇化作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在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对人口红利消失和新型城镇化现实考察及内在关联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给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从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优先设计、全民参与五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相关制度研究——以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法律保护为鉴

印度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与语言、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更与该国有关软件产业的法律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正是由于"法律环境红利"的原因,印度的软件产业才会健康有序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也可借鉴印度有关的法律制度建设经验,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层面的"试点经验",不断建构和完善我国有关软件产业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形成我国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红利",不断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协同联系效应。论文基于1990-2010年的甘肃发展数据,建立了甘肃省GDP、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协整分析模型。研究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助推甘肃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人口红利对甘肃经济规模扩大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6.88%,人口红利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3.48%。甘肃作为西部省份,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提升劳动参与率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公平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与社会和谐相悖的不公平现象。从2007年中央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国企红利仍旧大部分停留在国企内部,形成"体内循环",未切实做到全民分享,有悖公平原则。从公平的视角对现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进行剖析,发现其在上缴比例、支出流向和民生支出上存在不足。对深化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公平为原则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提出以公平为原则,确立国企红利分配的专项制度,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加大国企红利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以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国企内外部监督体系等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