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汉冶萍公司短暂繁荣述论

作为晚清时代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煤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1908-1911年间迎来了短暂的繁荣.导致这一繁荣的原因很多,企业的改建和扩建工程以及良好的市场机遇,为公司盈利提供了重要保障.由于以钢轨为产品定位和洋轨的有力竞争等因素,公司能够盈利的决定性因素则来自盛宣怀的官权保护.此期,公司还大借日债.这一方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建设,另一方面却使公司逐步走上了被日本控制的不归路.因此,汉冶萍公司此期繁荣既受制于晚清政治,又存在着严重的外患隐忧,被深刻打上“表面”繁荣的标签.     

1922—1927年汉冶萍公司对日举债考略

1922—1927年汉冶萍公司先后两次对日本举债累计达日金1050万元。这仅仅是该公司对日屡次借款中的两宗,但因其时间延续上的紧密和影响的重大,应该成为汉冶萍公司史志上不应忽视的一段痛苦经历。同时,考察对日借款经过也是探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的一种路径。本文对两次借款的原因、过程、影响及各方对借款的反应做了较详尽的考察。     

李维格与汉冶萍公司述论

李维格是中国钢铁工业之先驱。他历任汉阳铁厂翻译通事、会办、总办和汉冶萍公司协理、经理,对公司发展贡献巨大。1896年和1900年初,他两次进入汉阳铁厂,根据实践观察和了解,先后数次提出改良铁厂的计划。1904年,盛宣怀畀以重任,委派李维格出洋考察,并委以总办汉阳铁厂改良扩建事宜,汉阳铁厂及附属厂矿因之发展迅猛。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维格力任时艰,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下支撑公司生产事宜,并为尽快恢复生产、筹建大冶钢铁厂而奔波劳碌。1916年,李维格因身体原因离开公司。     

盛宣怀与汉冶萍日本借款问题新论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实业家,也是清末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称雄亚洲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公司便是由他一手操办建立的。1903年始,公司因发展需要而举借外债,其中以向日本借款最为甚。日本方面觊觎之心昭显,借借款之际向盛宣怀提出诸多借款条件和要求。盛宣怀也因此备受瞩目和争议,以至于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大买办"的帽子。而以其记述的史料来看,实际在向日本借款交涉的过程中,盛宣怀曾对日本的要求和借款条件进行抵抗,也曾竭力维护汉冶萍公司的利益以及保护民族产业,并没有全盘接受。因此,研究和探讨这一课题,对重新认识盛宣怀颇有裨益。     

历史大视野下的汉冶萍成败论

对于汉冶萍的历史,从民国至当代,"失败论"一直占据主流。即使对它的贡献有肯定,也是以"失败"为前提,其讨论则基本囿于近代钢铁工业范畴。如果转换历史视域,突破"短时段"的视域与"非成功即失败"的传统思维,把汉冶萍公司的工业实践放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脉络中省视,就可以对它的历史价值有新的发现。首先,汉冶萍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新纪元,其命脉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它培养的技术人才、购置的钢铁冶炼设备、摸索积累的采矿冶炼经验和教训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军工建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钢铁工业的孵化器;其次,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唯一完整经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种体制的公司,每一种体制变革,都是中国钢铁工业先驱在历史空间中作出的艰苦努力,它的最后挫败,让后来者对钢铁工业建设的特殊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钢铁工业走国有道路渐成共识;再次,它作为"东亚第一伟业",以崭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打开中国人的传统眼界,成为其时工业启蒙的一面旗帜,并在抵御列强、"挽利权以塞漏卮"的工战中狙击洋铁与洋煤,被西人视为"黄祸"与"中国工战第一炮弹"。历史过程错综复杂,不能以所谓"历史局限性"与最后"必然"失败的庸俗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对汉冶萍的历史命运断然作出"失败"的评判。     

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现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唯一大型煤铁厂矿联合企业,其现存器物、建筑、景观和文献等跨越了武汉、大冶、萍乡和重庆等地,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近代冶金工业遗产。当前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相关企业的推动下已先于国家层面而得以展开,但尚未与技术史和工业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对于中国近代冶金技术史研究而言,如何充分地利用和挖掘现存冶金工业遗产的价值,形成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技术史研究相互促进的局面值得给予重视。     

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制度初探

本文探讨了汉冶萍公司在晚清时期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模式以及民国初年汉冶萍公司制度的转变,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汉冶萍公司制度的长处和不足,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企业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约定俗成 思维定势——浅析汉冶萍公司的概念

汉冶萍公司这一名称正式出现的时间是1908年.而学界对其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在研究1890~1908年之间的历史时往往模糊和交叉使用汉冶萍公司和汉阳铁厂的概念,使初涉汉冶萍公司历史的人产生困惑.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将汉阳铁厂的历史纳入到了汉冶萍公司历史的框架内,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况:既坚持汉冶萍公司起于1890年左右汉阳铁厂创办之时,又承认1908年三处合并正式定名为汉冶萍公司;在研究1890~1908年间的历史时,同时使用汉冶萍公司和汉阳铁厂的概念.严格说来这是不科学的.目前,模糊和交叉使用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势.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八九四年),在汉水之滨崛起了一座新式的钢铁厂——汉阳铁厂.它是中国也是远东最早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出现引起了欧洲人士的震动,招来了东邻日本的觊觎.经过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个被张之洞称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汉冶萍公司终于以失败告终了.比汉冶萍公司迟办两年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主要依靠汉冶萍供应矿石与生铁,却发展成日本第一流的钢铁企业.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三三年,八幡制铁所的钢产量占日本钢产总量的一半左右,生铁产量则占将近60%的比重.直到今天它作为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会社"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在发挥作用.汉冶萍是失败了,但是它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     

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衰败原因新探

创办计划不周，厂址选择、设备购买、燃料解决的决策失误，封建衙门式的日常管理，融资的饮鸩止渴，导致了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败，并被日本全面控制。     

汉冶萍公司萍矿煤焦运往汉厂的运输方式考察

本文考察了汉冶萍公司萍矿煤焦运往武汉的几种组织方式,分析了每种运输力量和企业间的关系和其被公司采用的原因.文章力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来分析决定企业边界的一些因素及探究企业如何理性选择其最佳规模.     

简析国民党政权内"英美派"产生的原因

"英美派"系指南京国民党政权内部一个主张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外交上倾向英美的政治集团,它的产生既是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结果,也是远东国际关系演变特别是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政治派系——以1927年至1937年为考察中心

政治派系是国民党政治的一大特色.伴随着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派系之间的激烈争夺,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造成了国民党政权极大的"内耗"."内耗"又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政治文化语境与左翼文学创生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经苏俄、日本传入中国,构成了最重要的理论指导力量。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的激情在国民党政权的弹压下产生反弹,从文学内部和外部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向。     

论近代汉冶萍公司的衰败原因

汉冶萍公司的前身是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890年,1894年竣工时,汉阳铁厂包括十个分厂、四个小厂,有化铁炉、炼钢炉和其它机器设备,是东亚最早的新式钢铁厂。1896年,清政府将铁厂交由盛宣怀招商承办,为解决铁厂所需燃料,盛宣怀又开采了萍乡煤矿。而后,他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建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当时,它是中国最早的、亦是唯一的钢铁联合企业。     

战后中国海关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海关缉私工作横遭破坏。战后,国民党政权日趋反动、卖国、腐败,海关缉私同样无法获得政治上的保障,因而陷入绝境。     

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

"西南-南京"的对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地方-中央"对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而西南政权内部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因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而结合,另一方面又因政治目标与策略的不同而相互争斗.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颇具普遍性.当前新史料的发掘为深入考察西南政权内部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相关的分析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史的认识,进而推动民国史的研究.     

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国民党是派系众多的联合体，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的派系斗争，弱化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功能，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和统治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连绵不断的内部纷争．招致外入侵．民族蒙辱；激烈的派系斗争，使国民党在危机之中．失去自我挽救的机会，最终导致其政治衰败和王朝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