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辨析

“意象”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涵义丰富的重要概念。但也正因为其涵义丰富,人们对它的使用和理解极为混乱,以致“意象”的涵义变得更复杂、模糊、或宽泛、笼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概念梳理、廓清。“意象”有作为心理学、创作论、作品论等几种范畴的涵义,“意象”可作为与典型、意境相并列的一种形象,即哲理性的象征形象。     

身份·仪式·信仰:楚“灵”谱系书写与楚文化

《楚辞》之“灵”,所见57处,涉及诗文33篇。“灵”字的大量出现,暗示其与楚文化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楚“灵”作为楚文化的有效载体,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祭祀过程中对楚“灵”身份与职级的严格划分,楚“灵”所选祭仪的精致性与科学性,楚“灵”所吟诵词与今之苗族巫师咒语的相似性,楚“灵”所奏祭祀歌舞集理性克制与感性娱神功能于一体的复杂性,以及楚“灵”所承载的楚地先民的登霞信仰等方面,呈现出递进式的文化谱系。对《楚辞》“灵”字进行系统且多方位的文化释读,不仅有助于溯清楚“灵”身份问题,使楚“灵”谱系得以具象化,更能管窥《楚辞》文本背后的文化渊源与创作动因。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她的女性主义博大精深,丰富内涵远远超过了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发生、发展所涵盖的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索并揭示弗吉尼亚.伍尔夫理论与创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系统地阐释、正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评价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气说”与“天人合一”

“文气”是我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产生和发展无不受古代哲学文化之“气”和“天人合一”的影响,经过历代哲学家、文论家的不断完善,终成独具特质的“文气说”     

文论元范畴“气”的生成与泛化

"气"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之一。从魏晋到唐宋,"气"由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衍变,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充分展开。文"气"范畴涵盖了文学的本源、创作主体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及创作主体气质才性、精神意志对创作客体的投射贯注,从而形成创作客体的审美特质等诸多方面。文"气"范畴自确立始便开始了审美泛化的历程,形成以气为核心的范畴群,任何关涉创作主体、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关系、变化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衍生出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气范畴,泛化无穷,具有着无限延展性、包容性、浑融性、模糊性。     

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中,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以标举“性灵”耸动一时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力地涤荡了笼罩于晚明文坛百年之久的拟古阴霾,给当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接过“性灵”的旗子,强调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人力之强为。他们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钱     

“新”“异”叙事下的本土观照——论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选择性吸收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作家刘以鬯毕生致力于“求新求异”,其“实验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充满了探索性和先锋性。笔者结合他的一系列“反小说”创作,分析了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新锐创作观及主要创新技巧如“客体写作”、“跳跃”、“环合”、“复现”和“开放性创作”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并指出其“求新求异”的叙事背后立足香港本土,着力表现香港社会现实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创作主旨。     

综合性的文论专论——论《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之一

刘勰《文心雕龙》蕴含着系统而丰富的文学理论思想,这一点早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但是,历代研究者与讲授者大多着眼于“剖情析采”即创作论部分,而忽略了对“论文叙笔”即体裁论部分的研究。这就割裂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留下了一个研究上的“空白”,给人的印象似乎《文心雕龙》只有创作论那些篇论文学术价     

论“雅”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用以品评人物风度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和文学批评标准。“雅”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尚对“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把历代关于“雅”的论述加以归纳分析,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以正为雅和以超逸为雅,实际上也体现了儒道二家的审美理想。刘勰说“雅俗异势”(《文心雕龙·定势》),雅者俗之反,雅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巨     

论“典型”的本义还原和理论进步——也谈典型泛化

在肯定叙事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同时,也肯定抒情性作品中的“典型情绪”、“典型感受”之类,这种对“典型”范畴的“泛化”阐释,使之具有开放性的理论态势。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普遍采取了这种阐释模式。在我看来,“典型”范畴的“泛化”,实在是文学理论的若干重要进步之一,为重新认识“典型”的涵义及其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打开了缺口,是典型理论深化的关键性契机。 但是,最近却听到对典型泛化的殷忧之论,蔡子谔同志的《不要淡化典型》即是一例。他认为,“典型”范畴泛化,“难免使典型繁琐化,最终使它陷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窘境”。他还进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与典型的泛化现象有千丝万缕联系且联袂而至的,便是弱化典型、淡化典型的主张。”(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4期)蔡文的殷忧已受到社会的重视,《新华文摘》今年第一期,就在报刊论点摘要中介绍了蔡文的基本论     

文学现代化的误区与“拿来主义”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已一个世纪有余,然而文坛经典之作却屈指可数;尤其是近十年来,伴随着话语转型而来的却是“失语”的焦虑;“颠覆”“消解”之后却不见有效的重构。具体表现在：一,我们的文艺理论一直在西方的文艺理论里徜徉;二,我们的创作在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现代形式。显然,我们的现代化已走入误区。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照亮我们走出误区的圣火。     

“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

"旅途状态"对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具有较直接的催化作用.通过对"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相联系的内在动因分析,从中可以探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丰富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分析的手段.     

注视:约翰·济慈的莎评范式

“注视”是让.斯塔罗宾斯基提出的文学批评术语,是他对文学批评的隐喻式描述。批评主体与作家的创造意识虽不能融为一体,“注视”却要求批评家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中,对作品进行批评式阅读;长久的“注视”会把人的视线引入神秘的领域。在莎评中,济慈热情地“注视”文本并在“注视”中寻找创造的灵感和契机,并将“注视”的焦点对准“神秘”。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与茅盾间的默契和影响

共同的早年经历 ,使得茅盾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的一系列创作表明 ,对于被人群摧残的个人的移情 ,正是他们灵感的泉源之一。茅盾与鲁迅屡屡地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 ,绝望与希望的对抗在鲁迅与茅盾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组巨大的张力。把“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联系到他们对小品文的思考上 ,茅盾欣然表示了对鲁迅的赞同。在“直译”的问题上 ,茅盾不仅与鲁迅的立场完全一致 ,而且还对“直译”的内涵做出了颇精辟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与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创立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基本价值范式。它具体表现为：诗学解释对象的确立;文学创作的模仿本质的揭示;文学文体的联系与区别;诗的功效与悲剧快感的说明以及文学语言的核心作用。可以说,后起的诗学解释大都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海明威与"迷惘的一代"

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海明威在他的两部早期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 ,武器》中描写了当时青年一代的幻灭感以及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精神和强烈的反战情绪。“迷惘”是他创作个性的显著特点 ,他一生都在迷惘中追求。海明威与“迷惘的一代”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创作的整个思想基础都是在“迷惘的一代”时期奠定的。     

何其相似两巨星——谈郭小川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趋同现象及文学史的评价

郭小川和贺敬之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但他们的政治抒情诗非常相似,表现在它们的视野和构思都在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感情和心胸都是年青时高昂而豪迈,中年之后殷切而深沉;风格和韵味都是一样的开阔和大气。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所说的它们各自的独特性缺乏依据,并不客观。而它们之所以如此相似,完全是由工农兵文学的规范化创作原则造成的。其所谓“大我”“小我”结合,实际上只有“大我”,抛弃了“小我”,以致出现了创作的趋同化现象。     

《歌德谈话录》:诗艺的伟大与复杂

恩格斯曾说,歌德是"烂透了"的时代里的"最伟大的德意志人",是文艺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歌德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是辉煌的,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是深刻的,《歌德谈话录》就集中地反映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文艺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歌德对创作实践和对各门艺术的深刻体会的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重读《歌德谈话录》,在重温其伟大的诗艺言说中,体会其间天然的复杂与细微的矛盾,发掘对今天仍然有益的文艺思想。     

《神思》篇“虚静”说释义

《文心雕龙·神思》篇“虚静”的语义本于老庄哲学认识论的虚静说。刘勰以之论述作家创作的艺术想象活动 ,是对老庄神秘的直觉主义审美观的转用。其文学理论意义即在于揭示了作家展开艺术构思活动所应备有的主体条件 :“虚静”就是要求作家临文创作应实现由生活态向审美态的转换 ,排除世俗尘杂而生成审美心胸 ,在由“虚静”心态所拓展的艺境之中 ,凝神结虑 ,驰聘文思 ,从而创造出妙造自然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