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动态考察

社会分层是当代社会学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从社会分层的一般标准入手，通过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的纵横比较分析，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及其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潜在的分层标准，直接影响着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与流动。     

基于教育社会分层视角的农村学生社会流动 与教育选择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与农村学生的社会流动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当前,农村学生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以城市教育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及重点学校制度的行政约束、高等教育分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文凭筛选功能的影响、高考和就业场域潜规则的干预和农村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制约,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阶梯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农村学生不管在高等教育数量获得还是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农村大学生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阶层地位仍然较低,非正规就业居多、职业地位低、收入低、被限制在边缘行业,结果导致部分农村学生弃考和辍学.     

当代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原因论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中产生了社会分层问题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学界对引发社会分层现象的原因分析尚欠深入。文章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立论基点,运用社会运行发展的复杂性理论,在多学科的学理支撑下,从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整体流动乏力、教育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化程度低和等级观念影响及社会进取精神缺失的维度,深度廓清了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原因;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不无裨益。     

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

摘要： 中国“本土化”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可称作是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最广阔的战场”,其不仅受到世界绿色政治和生态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环境污染恶化背景下,由中产精英人士与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积极推动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在怒江反坝运动、金沙江环境公益维权运动等一系列环保社会运动中,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无论在资源动员还是组织联盟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该运动的兴起,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然在现有体制背景下,中国式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虽能积极寻求与政府的互动机会和“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制度渠道获取合法性以及国际资源等,但是仍缺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持力,同发达国家公民社会运动在社会资源动员、组织结构网络、人力资源、专业技术、行动能力等方面相比较还存在许多不足与问题。尤其是在“管制”、“控制”社会秩序刚性稳定观的思维方式下,中国国情下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还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强大惯性、“特殊利益集团”阻挠、公民社会欠成熟以及不同话语分歧等困境,是政府与社会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变量。   　
　
 Resources, Institution and Capacity: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s of Today)     

关于信任社会机制的跨文化研究

        摘要： 在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一些文化是“信任文化”,而另一些文化是“非信任文化”。如果信任可以用统一、普遍的标准去度量,并且这种划分有助于我们认识多样的信任形成和管理机制,那么它是令人满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文化层面上对信任的思考要求我们考察在特定情形中那些旨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行为的具体含义。这一目标是不可能通过对大量的量化指标进行宽泛的分析所能达到的,它要求更为细腻的质化研究。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法国五个国家信任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那些所谓“信任社会”中的社会控制机制大都是外部的,而“非信任社会”则更倾向于在自主控制的机制中来建立信任。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每个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控制形式和机制,从而使其成员之间以不同的方式来构建信任。每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显现出优势和局限。因此,信任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意义是不同的,是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度量的。在信任问题上不存在文化宿命论：各个社会之间只存在在信任发展保障机制上的差异,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总体信任水平”的高低。管理中对信任的研究应该关注更具实践意义的每个社会信任形成机制的问题。     

高等教育：从促进个人流动到促进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化和选择性的双重功能。高等教育调节与制约着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高等教育,个人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形成新的社会分层。在当代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等教育通过它的筛选机制,使社会成员的分层合理化,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本文从促进个人流动到促进社会发展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功能。     

文化资本与角色转变 ——基于清末民初时期画家群体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中国画家群体的社会角色在清末民初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士人”或“匠人”转变为专门以绘画为志业的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借助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可以揭示出绘画知识的形态和价值在那段时期所经历的嬗变历程及机制,包括正当化、学科化和神圣化三个方面,从而最终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资本,促进了中国画家社会角色的转变。     

非直接利益冲突视域下诉求表达机制的构建——缘于信访救济的探讨

利益受损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偏重于信访救济并往往在非直接利益冲突中充当重要角色。由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既不是无利益差别的同质性社会,也不是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对抗性社会,而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之关系的差异性社会,如果我们能从“文化同一性”视角,建设“利益场生态”,保障“差异的公正”,就可以为构建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找到良方,达到预防和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之目的。     

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

文章通过对近年来有关我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文献的梳理，指出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我国的教育分层逐渐从集体排斥转向个体排斥。但在当今教育扩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教育不公平问题依然严重，集中体现在优质高等教育的获得上。同时指出国内对教育分层具体机制和途径的研究仍略嫌不足，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拓展和深入探讨。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很少有学者关注社会流动会对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从外地到北京经商的30个成功家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没有对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产生任何影响，流动者仍然与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亲密程度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关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日益不平等，亲属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虽然父母的家庭地位因为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流动者与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关系变得明显不平等，出现了显著的权力分层。掌握更多资源的流动者在家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其他亲属则明显处于从属地位。     

齐抓共管 实现大学生就业和谐

促进大学生就业.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之一.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他们到发达地区、大城市或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主现倾向和家庭因素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一个民族经济体对劳动力容纳和吸收的能力才是决定劳动就业量的关键.所以,必须充分考虑到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原因,如高等教育体制、产业创新机制和就艺业环境等社会制约因素,才能多管齐下,促进大学生就业.     

海南黎族社会阶层分布及社会流动状况调查

对500户黎族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海南黎族的社会阶层分布呈明显的倒丁字形结构。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不满，但仅有12．8％的人有流动经历。黎族的代内流动以低阶层间流动为主，所处社会阶层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流动率越低。其中上升流动率仅为29．7％，半数以上为下降流动。黎族的代际流动渠道严重不畅，主要原因在于子辈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者比例与父辈相比不升反降。提高黎族的受教育水平，改善就业环境，增强其不断流动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和进取心，是提高黎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

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非线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这不仅发生在教育的纵向差异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上,而且也发生在教育的横向差异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上;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也同样影响着教育的公平和受教育者的入学机会、学业成就等.而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则充分体现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与教育这一关系范畴中.     

从“社会网”到“社会资本”——建立大学生就业支持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进步。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就需要深思。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作了阐释,而社会学更善于用整体的视野来分析问题,其中社会网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求职和城乡适应等领域,显示了切实的解释力。在描述、分析实践的基础上,建构社会网模型。用直观的形式指出,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主体有五个,即政府、企业、学校、家庭与学生自身。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现实中的,建立各主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支持网;一条是观念中的,提升公平正义、教育体制改革、政府调控、价值塑造等广义社会资本。从现实到观念,从社会网到社会资本就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建立大学生就业支持体系的应然选择。而这与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型方向也是相一致的。     

社会转型视角:大学生社会化研究的重要维度

社会转型加速期大学生社会化的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化的内容、模式和目标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大学生社会化模式由单向进行向双向互动过渡、由线性模式向网状模式转变、由真实社会化向虚拟社会化转变。大学生社会化目标由完全的同一性转变为有个性的发展,由个人和社会目标的分离变为个人和社会目标的统一。社会转型加速期大学生社会化的新变化和新内容,对高校就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本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知识经济引发的社会变革

知识经济的出现将引起社会价值观念、分配理论、经济结构、社会就业、政府政策、管理科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反映在物质生活和意识形态两大领域,这种变化尤其明显.     

现代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现象的法律探讨——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据

社会性别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审视法律及公共政策合理性、正义性的理论标准。社会性别理论使原本看上去正义的法律,经过性别分析就可能暴露出一些不正义、不公平的问题。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性别意识和性别角度应是我们解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的关键方法。法律、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应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据,重新审视现有就业法律及政策,在制定和修改时应溶入社会性别意识。作为高校,在进行就业指导时,也同样应有性别意识,应针对女大学生进行专门的就业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生的顺利就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良性的外部环境,达到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