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之争及相关思考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物质实力和观念建构二者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如何的本体论问题之争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实主义学派坚持物质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学派坚持观念主义本体论,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物质和观念并重的本体论思想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具有更强的科学性.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作为方法的卢梭————现代中国百年卢梭学的反思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中国学界接受的历史已逾百年。由于他的思想部分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因而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以探讨中国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的卢梭研究,即作为“方法”的卢梭。这一研究范式既可能以一种“强形式”的建构方式造成对卢梭思想本身的严重误读,但也可能以一种“弱形式”的建构方式介入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关怀与思考。作为百年中国卢梭学的重要遗产,这一范式也对中国的西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基于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设想，它曾受到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中国动画学派”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则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推动了其建构进程。学界目前主要从三个层面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界定（核心）；理论体系建构（关键）；创作体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的建构（基础与保障）。未来，学界还需开拓新思路，在学术史视域下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畴。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试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是二战后在英国衍生发展起来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欧洲传统的历史、法律、哲学反思法;在研究对象上注重国际关系的秩序问题;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国家中心论;其思想核心是国际社会的理念.虽然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但英国学派的富于哲理、严谨和高度系统化的理论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使之从偏居一隅的边缘学派发展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显学之一.     

中国式民主道路的逻辑形成

中国式民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它的形成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线索,这些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导向中,蕴含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历史影响中,更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和根本取向中。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形成正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内在影响、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历史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决定性影响三者综合作用、逻辑递进的结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并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的。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人认为,邓小平因早年出国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大。还有人以邓小平的著作几乎没有引用过传统文化典籍为据,来印证这一点。理论界对此也研究甚少。其实,邓小平作为一位深受民族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做无愧于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大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思政课教师做好“经师”和“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是新时代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需要思政课教师强化守正意识和创新意识,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启迪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培养一代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思政课教师要强化资政意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要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上下功夫,要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不断书写教育事业的壮丽篇章。     

两晋拟古诗成因浅探

目前 ,学术界对两晋拟古诗成因的探讨还不够全面、深入。从大的文化背景着眼 ,结合两晋时代背景 ,指出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依古意识、当时之意象理论、那一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是促使两晋拟古诗产生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因     

提倡一点实证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的发展,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在引进外国学者的理论时缺乏批判性;二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中,尚有很多学者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两方面的不足都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由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与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差别,致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了很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很多社会理论,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论模式和逻辑关系都不适用于中国社会。要发展出一套产生于中国社会,出自于中国学者之手的理论体系。目前,很有必要再提倡一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里所提倡的实证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人口学等学科,但不大适用于艺术、哲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学等人文学科。     

中国古代政治冲突思想研究

虽然冲突政治学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但早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已在探寻政治冲突及其整合理论。乃至今日,虽然中国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冲突功能取向,但却对中国形成较完整的政治冲突与整合理论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的冲突政治学研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对政治冲突的理解也未确定。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论架构内,对中国古代政治冲突思想的演进轨迹进行系统的解读。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后殖民理论的缺憾与汉学主义的替代理论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理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许多学者发现,后殖民理论虽然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新颖视角,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学界提出了“汉学主义”这一受东方主义启发但又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替代理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层面进行反思,可以探讨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如何影响学术的客观、中立和公正性,认识后殖民理论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也可理解汉学主义理论为何是一个可以弥补后殖民理论之不足、促进文化自觉和学术创新的可行性替代理论。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