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合法性与秩序

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物质资源分配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行为体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环境的重大制约,更重要的是它受到合法性政治的制约。合法性政治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发展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合法性政治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轮廓,这种秩序最明显的特征是主权的全球化。第二种方式涉及特殊责任的界定和分配在处理全球挑战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是通过特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特殊责任分配来获得的,但由于这些特殊责任分配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在主权国家之间构成一定的等级秩序,因此,它们将面临那些没有享受特殊责任的国家的挑战,或者是那些认为享有特殊责任的行为体没有履行好自己义务的行为体的挑战。     

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论福柯的权力概念

福柯赋予权力以社会本体论地位,从多个方向上更改了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概念。在话语—权力—身体相互构成的分析中,理性的统治成为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政治理解模式,经济关系至多被看成是理性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由此使政治阐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理性权力批判作为福柯理论的主题和基本贡献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向。     

美国塑造国际贸易规则的符号权力——以公平贸易为例

符号权力是通过塑造符号在社会主体内部建立认同的一种话语权力，是美国塑造国际贸易规则的关键力量。符号权力在国际社会主体间不均衡地分布，该权力的行使需要以特定符号为载体，选择的符号兼具正当性、非中性与模糊性；符号权力的行使主体通常通过符号选择服务本国利益，通过概念分类实现行为分类，通过附加标签实现群体分类，通过制度化提升权力合法性，通过沟通互动促进符号和规则的内化，再通过利益扩散协助建立自身权威。美国长期利用“公平贸易”符号塑造国际贸易规则，并依据不同时期的利益诉求为“公平贸易”赋予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这一实践恰好体现了符号权力的内在特征和形成机理，因而构成了美国行使符号权力服务国家战略、塑造国际规则、打击竞争对手的成功范例。未来中国应有取舍地学习美国符号权力的运用方式，既要积极对接符合本国改革方向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也要对缺乏正当性的符号内涵进行反思与再解释，还要主动提出标识性符号并推动国内、国际制度创新，争取在既有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和新规则的创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过程建构主义视角下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印度在当前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包含复杂的认知定位,既要制衡中国崛起,又与中国一样作为新兴国家谋求世界秩序的变革。这是由其国内社会进程尤其是传统战略文化与国际互动过程共同塑造的。因此在处理对印关系时,必须深入探求其民族文化因素及双方的客观互动现实,只有充分将两方面相结合,才能积极正确地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行政伦理的规范空间——基于权力分化的观点

行政裁量权是一个现代概念,在现代法学研究和公共行政研究中先后得到理论确认。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内,从理论研究中可以科学/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的分化,伦理规范逐渐凸显出来,这层分化一般也用于解释权力行使过程中伦理规范生成的逻辑。然而几种规范分化的背后涉及到的是权力本身在近代社会中的分化,即权力分化客观上造就了行政伦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行政伦理根源于权力二元分化,而是权力的二元分化造就了近代理论研究中科学/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并立的客观结构,即二元结构给行政伦理提供了外在的规范空间。     

现代社会组织权力机制构建的社会化进路

当前社会组织权力机制构建的重要任务就是社会组织权力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培育是为了建立扎实的社会组织权力的社会基础力量,社会购买是为了打通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平等地位和交互渠道,社会权力是对于社会组织的活动与目标注入自我选择和社会对等互动的内在动力,而社会改革是在社会权力不断强大基础上,如何保证社会权力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与其它社会主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组织权力机制的社会化工程充满了系统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布局考虑,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链接,相互影响。因此目前如何实现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现实突破,需要一种同样基于社会深刻层次的选择性策略。这种策略我们总结为"权力的变移"。     

翻译单位——概念隐喻框架的再建构

建立在认知图式基础上的概念隐喻框架揭示了翻译思维的动态过程,解释了翻译单位不是语言层面切分单位,而是明示语言和认知语境互动所构建的新的符合目的语习惯的概念隐喻框架。翻译过程的探讨也说明了理解不是按照语流或者线性笔语的顺序进行,而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的非线性和动态性说明翻译单位具有动态的灵活性,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权力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如何界定该概念却存在争论。本文并不是对该概念进行重新厘定 ,而是对其涵义进行新的解释 ,由此指出权力是私有性与公共性的统一 ,是力量与力量转化的结合 ,是强制性作用方式与同意性作用方式的结合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和平”崛起战略与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相对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加，中国与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建设性的参与国际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出探讨，认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是缓解大国崛起下安全困境的有效机制，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国际合法性与大国责任的变化

国际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合法性原则构成的,而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涉及国际社会合法成员和合适行为愿意受约束的责任问题。这种受约束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成员地位。除了成员国的一般责任外,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能承担的特殊责任。特殊责任的分配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赋予了大国角色以合法性,并使其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和责任。同时,特殊责任的分配也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它大致是围绕各国主权平等和大国特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特殊责任的分配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它基本上按照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确定。大国特殊责任的分配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与物质力量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论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规范遵守包含两个内在动力：理性选择动力和社会建构动力。因此，国际制度中的合法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一般而言，国家对合法性的第一层面的追求比较明显，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追求则比较隐晦和困难。然而，第二层含义是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所在，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行为体的不满。文章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领域中的合法性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或者违背其价值合法性。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欧盟的国际行为体权力结构分析

一个国际行为体可以运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国际制度和价值规范四种资源,通过强制、威胁、奖赏、设置议程、说服和吸引等六种方式来对其他行为体施加影响和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它具有了多种权力,从而形成一定权力结构。随着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增强,欧盟具有了经济权力、军事权力、规范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等四类国际行为体权力,形成了四维度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在考察欧盟国际行为体权力结构时,制度性权力这一维度不可忽视。     

"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合法执政是现代政治的要求.任何政党要想持续不断地获得合法执政形象,就必须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即时调整自己的执政基础和施政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