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     

南朝墓志文体的文学化进程考察

综合传世文献引录与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南朝墓志资料,系统考察南朝墓志文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特征,墓志作品日趋呈现出文学化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种现象置放于南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思考,则可以发现,南朝墓志文体之所以呈现出文学化倾向,与南朝葬制的变革、墓志文体承载功能的变化、勋贵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时代文风的变化等有着重要关系。     

论南朝拟公文体俳谐文

南北朝时期,一些南朝文人模拟公文形式创作了许多俳谐文。这些俳谐文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可以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体的发展变化、文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找到其原因。从创作目的上看,其中有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的纯为解颐之资,但在有意无意间也反映出现实的内容。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上,它们独具特色,而又与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有一致之处。     

北朝墓志之撰人及其相关问题

北朝墓志在墓志文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朝墓志的作者身份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因为作者身份的差异给北朝墓志的写作带来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北朝墓志中作者的署名方式代表了特定的目的和意义。     

碑志文体关系新议

对于碑与志这两种古代常见的应用文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看法均认为碑在志先,志为碑之别,墓志文体由碑文体衍生而成。本文以碑、志文体的最初职能为着眼点,注重辨别雏形与成熟碑、志文体行文格式之区别,并借助出土文献资料,依据文体的渐变性原则,在否定碑、志关系固有成说的基础上,确认秦代刑徒瓦志为墓志文体起源观点的合理性;在肯定墓志文体独立性的同时,也明确碑、志两种文体虽并行发展,但发展并不同步,墓志文体亦受到碑文体的影响,存有碑文体的浸染之痕。     

族际互动视域下的辽代契丹文墓志形制体例研究

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自南北朝以来长盛不衰。辽代统治者虽然是契丹人,但是接受了汉族丧葬活动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契丹人既用汉文也用契丹文书写墓志。契丹文墓志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汉语墓志,但是确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体系的运用汉文墓志书写体例刻写的非汉语墓志。外观形态和铭文形式方面,契丹文墓志既有对汉文墓志形制体例的模仿和继承,也有根据契丹文字的独特结构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而进行的创制与更新,可以视为契丹民族同汉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文化涵化的产物。辽代契丹文墓志的部分形制体例还见于同一时期契丹人的汉文墓志之中,并且影响了后续王朝的碑志文写作体例。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为谁而写:墓志文体的书写问题考察

墓志究竟为谁而写？这在墓志研究中甚少涉及。而阅读对象的设定,无疑会影响到墓志文体内容书写、情感表达、书写态度、文字表述等。本文以北朝墓志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墓志书写是一种多重书写：是向着逝者的书写,亦是向着生者的书写,还包括撰写者的自我书写;既为当下书写,又为未来书写。由于期待中的阅读对象是多重的,导致墓志书写内容、方式的多重与复杂。     

宋代"论学"渊源述略

论是宋人擅长使用的一种散文文体 ,也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当时人们就对其进行了充分研究 ,并形成专门的学问──论学。在宋以前 ,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南北朝时期 ,不论是文本创作 ,还是理论认识 ,都已臻成熟。在科举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 ,论曾被纳入到考试文体行列中。初唐后期 ,论主要用于进士科 ;中晚唐时期 ,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并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影响很大。本文主要对宋代以前论的发展情况及其进入科举考试的过程予以考察和梳理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汾阳出土唐代墓志校理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汾阳市出土的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校理,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字误释、标点误施、注释疏误等不足之处,希望研究有助于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以期对墓志等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     

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

本世纪以来大批唐人墓志的出土 ,为我们解决文史问题提供了便利。本文主要利用《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文献 ,对唐代扬州的城坊乡里设置及分布情况做了简略的考察 ,考证出里坊乡镇 46处。在考证过程中 ,本文亦提出如乡中设坊、坊下设里、镇的建制等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