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世纪的愚人节

沈坚、唐运冠在《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撰文指出,愚人节曾经是中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狂欢节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愚人节并非只是低级教士的节日,它实际上囊括了各个阶层、性别和年龄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愚人节狂欢游戏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共同体”式的生活状态,即包括各级教士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共享着同样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各种实际的和想象的威胁,因而需要通过某种群体性的宗教仪式来驱逐这些恐惧,同时团结一个社群的全体成员共同面对这些困难,愚人节的狂欢游戏正是这样的一种仪式。14～15世纪,深重的社会危机动摇了传统的教会和社会体系,教会开始把愚人节活动驱逐出教堂,进而禁止教士参加公共游戏活动。这些演变导致中世纪的“共同体”开始解体,并造成愚人节在16世纪中叶全面衰落。     

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王国立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旧制度并延续至今。     

游戏·狂欢——边金阳长篇小说《时光魔琴》的意象分析

当前社会的儿童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网络文化、影视媒体对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少年作家边金阳的长篇小说《时光魔琴》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几个典型意象,探讨当代少年儿童的文化价值观。     

论中世纪西欧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化

公元１１世纪,西欧出现了城市振兴的历史局面,在中世纪的这种“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市民阶级缓慢地形成了,他们的主体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现实的工商业活动赋予城市市民阶级以崭新的生活内容,并形成了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崇尚现实生活,崇尚实用观念,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文化,孕育了早期的资本主义     

戏剧、狂欢与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刍议延安秧歌运动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鲁艺“演大戏”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但是,戏剧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及其抗日根据地是在抵御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围剿下创立起来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文艺如何为艰苦卓绝的战争服务,如何为建构中共新的意识     

数字媒体时代的国外游戏文化研究述评

游戏和关于游戏文化的研究传统深厚。数字媒体技术促进了网络游戏的蓬勃发展,国外关于数字媒体时代的游戏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门类,产生了一大批游戏学家。国外的游戏文化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以内容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析游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以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理性勾勒现实生活游戏化的若干情况,以调查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借鉴国外游戏学成果,植根中国网络游戏领域,中国的游戏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欲望的游戏与狂欢——重审猪八戒之滑稽

猪八戒是滑稽的多重性喜剧人物,其滑稽游戏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传奇故事的"游戏文本"的文化功能息息相关,压抑的本能、欲望造就了他的滑稽.除了本能欲望他一概以滑稽的游戏态度自觉不自觉地颠覆,在整个文本中造成了一个狂欢的局面,从而以寓重于轻、既否定又肯定的形式表现了自由的生命本质,造成了对生命自由的觊觎局面.<西游记>本文以此来复归对生命意义的尊重.也正是这种本文里忘我的本能欲望的游戏和狂欢,象征了文本外知识分子在昔日的一种生存状态.     

儿童游戏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儿童游戏是儿童的生存方式,对于儿童成长有重要作用.对于儿童游戏的探讨,更多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游戏与文化的关系,从时代差异、民族文化差异、性别文化差异、制度文化差异四个方面来研究儿童的游戏行为差异性.重在说明游戏在传承文化上有重要的作用.     

自我认同与化身的文化分析——基于网络角色扮演游戏

本文基于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现象,从文化角度对网络角色扮演游戏的特点、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们热衷于角色扮演和选择化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化身、自我认同理论的梳理,以及对网络角色扮演游戏的个案研究,以期说明化身在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对自我认同促进作用。本研究认为,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成就了人们实现另一个自我的愿望,为玩家提供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新方式。     

虚拟品牌社群成员社群认同的前因与后效研究——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基于支持源差异将品牌社群支持分为企业支持和成员支持,探究虚拟品牌社群成员社群认同的前因。对社群认同进行高低层次划分,并引入自我建构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社群认同对知识贡献行为的后效影响。结果表明,成员支持相较于企业支持更能够促进社群成员产生社群认同,而社群认同对知识贡献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在低社群认同的情形下,独立自我的社群成员更愿意进行知识贡献;在高社群认同的情形下,互依自我与独立自我的社群成员的知识贡献行为无显著差异。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初唐宫廷宴集诗歌探析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在这些宫廷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且名目繁多。有为友人饯别的,有文士雅集聚会的、有节日应景的,有大臣侍宴的、有相携游赏山水风光的,有同僚聚会联络感情的等等,《全唐诗》和《全唐文》中留下大量此类“命题即同,体制复一”的宴集作品,是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嘛呢会”在土族社区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

＂嘛呢会＂是以藏传佛教信仰为内容和纽带,以土族中老年善男信女为主体,以某个民间庙宇为基地自发结社而成,并于每月固定的日期到庙中进行的宗教聚会活动。在现阶段,土族＂嘛呢会＂活动对解决土族社区居民的心理困扰、感情寄托及在满足老年人情感生活和促进土族文化的传承及建设和谐的民族社区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傻子"的智慧--论中外民间故事中的傻子母题

傻子故事一直是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傻子故事作为聪明智慧故事的反向类型,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有着深刻的哲理精神、文学的反讽意义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北京奥运会对龙岩市社区体育发展影响研究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龙岩市奥运明星对龙岩市群众体育、社区体育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和特殊影响.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研究北京奥运会对龙岩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影响.     

从民间传说看水族的端节和卯节

本文从民间传说的角度 ,探讨了水族影响范围最大的两个传统节日端节和卯节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本质区别及变迁情况 ,并指出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民族节日。     

幻象与真实——中世纪商人法形貌考辨

为了研究中世纪商人法的真正形貌,文章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对商人法各种史料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商人社会无法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性、系统性的和完全自治的法律体系;国内外国际商法学者对中世纪商人法的认知存在着证据支持不足问题;构建新世纪的跨国商人法规则,并不需要借助并不存在的中世纪商人法乌托邦来证明其具有历史正当性。中世纪的商人法不可能成为现代国际商法的模范和依托;构建新的统一商法体系应该考量现今的国际贸易形式和国家法律制度现状,将工作的着眼点放置在对各国国家法的比较和协调上,商人社会所谓的自治性民间规则只能起到有限的辅助作用。     

美籍犹太作家辛格笔下的愚者意蕴

当代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艾·巴·辛格以垂死的犹太民族语言意第绪语,创造出了一系列被西方人认为是犹太民族原型的文学典型———愚者形象。文章结合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和现状、辛格本人在美国的实际境况以及他笔下的愚者受人嘲弄而不被认同的三种情况,深入剖析三种"局外人"的内因,并具体分析了它们的内涵,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三种"局外人"都在渴求和平的人道主义。     

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城市与狗》中时空交错的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文学中一直处于支柱地位,这种以立体性架构全景的文学结构能从多维度反映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多样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中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批判倾向,小说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在闪回、多镜头摄影和蒙太奇等手法中灵活地剪接对话和独白,通过多个时空场景的并置真实地描绘出现实的原生态,采用多元素糅合推高结构现实主义的立体时空性,从而架构出一种新型的现代立体性小说结构。     

责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逻辑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社区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创新方案、社区"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以主体有责、行动尽责、善治履责为基本要义的责任共同体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内核与内在意蕴,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机制.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权责边界、尽责动力和履责能力等责任落实障碍问题,致使治理共同体难形成和治理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通过加强教育增责、制度赋责、激励尽责、党建履责,推进"人人有责""人人明责""人人尽责""人人履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