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产业集聚现状及对策研究

产业集聚是产业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为测度广西产业集聚情况,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计算了广西产业地方专业化指数和区域分工指数,并与全国其他省、市、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广西近5年的产业集聚发展趋势。结果显示,广西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优势产业较少且结构不合理,同时区域分工水平较低,但从趋势来看强势产业集聚程度开始增强。根据广西产业集聚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集聚的测度方法评述： 基于前沿文献的研究

随着集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日益深入,不断涌现出新的测度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方法。不同测度方法的构建原理和适用性不同,选择恰当的集聚测度方法是准确描述集聚现象的基础。文章利用历史归纳法,根据集聚测度方法的发展脉络分为第一代集聚指数、第二代集聚指数和第三代集聚指数,探究其背后的构建原理和演变逻辑。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的集聚测度方法分为离散空间下的聚类指数法和连续空间下的距离指数法,二者在空间属性、数据要求、估计结果和实际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基于聚类的指数反映了特定空间单元产业集聚程度,基于距离的指数侧重于产业集聚的空间范围,其本质区别在于MAUP(可塑地理单元问题)对集聚分析的影响。不同集聚测度方法仅反映了产业集聚现象的部分内涵,理想的测度产业集聚程度的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皖江城市带制造业产业同构测度的实证分析

通过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区位商法对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制造业相似系数、各市产业区域配置系数和区位商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皖江城市带不仅不存在产业同构问题,相反的是,产业相似度偏低,远未达到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水平。皖江城市带应实行产业同构战略,做好产业规划;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集聚;依靠科技创新,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演化这种地缘现象的必然产物,其通过正的外部性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以辽宁省为例,通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组合的方式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指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现象存在但水平较低,且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都是很不均衡的,其发展滞后于制造业,找到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是构建高端供求市场、高度产业协作、高度交通便利而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2009—2020年省级数据,探究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效应3种集聚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检验集聚效应的阶段性作用。结果表明,随着集聚水平的上升,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先抑制、后驱动的影响,竞争效应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苏南乡镇民营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其经济增长贡献度分析

苏南乡镇民营产业集群是在原有乡镇企业的基础上不断壮大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整体实力较强,发展快速,对乡镇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文章对苏南乡镇民营产业集群的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乡镇民营产业集群的经济效益和乡镇民营产业集群投入要素贡献率等几个方面对苏南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果和结论。从而对本区域乃至全国同类地区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陕西省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聚集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数字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合理利用数字金融将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选取近十年陕西省十个地市级区域面板数据测度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得出以下结论：陕西省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作用,数字金融能够驱动高技术产业聚集并加强正向作用。分区域来看,关中地区与非关中地区的数字金融均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前者高技术产业集聚中介效应显著,后者高技术产业聚集中介效应不存在。各地政府部门应当加快完善数字金融体系,但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则应当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常州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可以为上下游企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较低的交易费用、生产专业化和知识外溢等好处.同时,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区域组织形式,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文章在分析产业集聚优势的基础上,筛选了产业集聚识别的科学方法,运用区位系数(LQ)对常州制造业进行了纵向对比研究,重点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并提出了该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特征研究

选定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集聚弹性系数、市场集中率和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对其空间集聚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基于行业和城市的双维度视角针对空间集聚程度、集聚弹性及区域分工等展开探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但各行业存在明显差异;高技术类别行业、中低技术类别中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均呈现出高度空间集聚;不同行业的工业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度变动的敏感性不同。区域内基本形成了以合肥、芜湖为核心层,其他城市为外围层的"核心-外围"二元空间分布模式;各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较为合理。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测算与分析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标志着＂大关中＂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推进阶段。选择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数为指标,根据城市流强度计算公式,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高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西安是经济区集聚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天水、咸阳,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铜川、商洛、渭南、宝鸡、杨凌,是地方集聚和辐射中心。进而提出强化城市流的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明确城市功能与产业定位,强化城市间分工与协作;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黔中经济区城镇体系及空间布局研究

黔中经济区初步形成以大中城市和城镇为重点的城镇体系,已进入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黔中经济区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镇体系,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仍未形成,不符合位序-规模律,但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将逐渐形成"内聚"和"外吸"相互促进的空间格局。优化黔中经济区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目标是加快建设"一群一圈一区三轴"的山地集约型城镇体系;围绕这一空间布局,需要从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两个方面做好相应的政策安排。     

我国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及“俱乐部收敛”分析——基于1985-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选取14个指标,使用聚类分析将28个地区分为三组.利用1985-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三个区域进行“俱乐部收敛”检验,计算收敛速度,并对影响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效率不存在σ收敛,但三大区域存在“俱乐部收敛”;区域Ⅰ收敛速度最快,区域Ⅲ收敛速度最慢;经济发展水平、公路营业里程和市场化三个变量对能源效率提高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而能源禀赋、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工业化、开放程度、城市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和就业结构均起阻碍作用.鉴于此,政府应加大向低效率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化水平;控制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尤其要控制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调整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提高落后地区能源效率.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高度水平的产物,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长株潭城市群于1997年正式开始规划建设,发展至今,三市在融合发展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产业结构相似导致区域内部竞争、行政区域划分弱化合作机制、传统产业比重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利用熵权法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三次产业发展的有序度,并建立复合系统模型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的产业协同度,再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的影响因素。结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加强产业结构规划、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等建议,以不断优化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     

政府主导下的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广东省“双转移”为例

理论分析表明,产业集聚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采用广东省承接产业转移的15个欠发达城市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提出进一步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几点政策建议。     

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辽宁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中坚力量。认清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至关重要,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对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根据计算结果中的产业结构贡献率和竞争力贡献率对各城市进行了分类研究。最后建议辽中南城市群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工业信息化主导以及服务业高级化,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