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特点与问题分析

国家级"非遗"名录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西南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名录明显存在着民族、地区、类别分布上的不平衡性,代表性传承人在总数上严重不足、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不协调、类别分布不均衡等特点。国家级"非遗"名录依然存在表述笼统和不规范、申报地区与项目流行地区不一致、项目分类不明确、传承人数量偏少难以满足遗产保护的实际需要、传承人名录体系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人为阶层化等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统计分析

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在认真统计分析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在少数非遗名录申报及审定中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未来构建和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的政策措施。     

论非遗传承中边缘群体的定位及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完善

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非遗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民间文化遗产进入了政府文化工作视野,各级非遗保护名录制度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成为目前国内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体系。这一保护体系的建设为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并有着突出的成效。但在此基础上,该制度体系外即没有进入该体系的民间文化及文化享有者、文化生产者却处于较为尴尬的处境,甚至与该制度体系形成了消极对立情绪。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非遗保护中“边缘群体”的概念与定位,在对这一群体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针对群体性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类型划分、多类别非遗保护条例建设等问题讨论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补充与完善。     

让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访西城区非遗中心主任杨飞

非遗是一个新生事物,仅有10年左右的光景,它不同于医疗、教育这些一脉相传,拥有悠久历史的行业,所以现阶段,很多人对于非遗只是一个了解和发现的过程.非遗的保护要素有两方面:一是名录体系本身,二是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完善路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对于规范强制退出行为、防止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立法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原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修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较科学理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程序,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行为提供了操作性准则。但该《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的规定有一定疏漏。立法的疏漏不仅影响了强制退出行为的高效理性展开,也悖离了程序法治原则的基本诉求。应在实践检视基础上,以行政程序法治原则为准绳,进一步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法定和程序公正。     

每件首饰背后都有个故事——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殿祥大师

王殿祥是一个“非典型”的非遗传承人。在文化部公示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老南京”王殿祥．是金银细工制作（简称摆件）的惟一一位国家级传承人。     

金银打造精彩人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珠宝大师王殿祥

中华五千年文化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世界文明。公元2009年4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示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金属工艺传人王殿祥大师。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金银细工制作的唯一一位国家级传承人。此前，王殿祥大师已分别被评为江苏省、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七十年来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回顾与思考

非遗传承人研究始终是非遗保护研究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学列为非遗十大门类之首,其传承人研究在非遗传承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民间文学传承人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身份(故事家、民间歌手、仪式主持等),而且往往一身多任,兼为其他门类的传承人。1949年以来,以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为关注对象,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得以突显。回顾七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大体经历了民间文学遗产传承人研究、非遗传承人研究和新时代系统性保护背景下的传承人研究三个阶段。以21世纪初的非遗保护运动为节点,我国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形成了学术视角的分野：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由传承人群体开始聚焦于个性化的非制度性传承人研究;21世纪初期,转向国家非遗保护制度下的传承人研究。由此可知,制度因素是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和其他门类非遗传承人研究的核心逻辑。     

“后申遗时代”创新非遗传承人管理机制的路径与对策

创新非遗传承人的管理机制应通过田野考察发现更多的民间艺人，构建完善的四级名录体系，废除津贴包干制和一刀切模式，实施以量化考核为基础的差异化核定与发放方式；采取集体培训与个体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使培训对象年轻化，重视州级和区县级传承人的培养，培训内容要与时俱进；将非遗传承人资格证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在高校中设立相关的第二学历和专业硕士学位点，聘请传承人参与人才培养；建立一套包括考核主体、频率、内容、方式、结果、奖惩等内容的科学、完整的传承人考核体系；坚持“以人为本”，完善传承人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传承人更多的伦理关怀。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非遗传承人保护路径探索——基于回族女性传承人的讨论

政府以命名"代表性传承人"的形式动员民间社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但国家级和省(区)级名录体系的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分布及性别比例等表明,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女性传承人仍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探索符合女性传承人传承行为特征的保护措施、基于女性传承人自身的发展寻求非遗的保护路径,成为当前传承人保护政策及工作实践需充分考量的,也是非遗传承人保护模式走向多元和深入的迫切要求。以回族女性非遗传承人为中心,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女性传承人参与传承实践的有利及影响因素,并尝试从突出"性别平等"的保护理念、强化"文化主体"的身份及"赋权"给女性的角度探索传承人保护的具体路径。     

传承人的视角:重庆彭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发展研究

通过对彭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调查,分析彭水非遗传承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问题,并提出政府提供经济资助,公益性组织或个人对非遗传承人提供帮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生产实践性保护,以及加强制度建设与管理、加强非遗传承教育等对策建议。     

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口承文化。其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杰出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历史上杰出传承者的出现,则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开放政策为条件的。我国政府构建了由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成的保护体系,每一个名录项目,都有相应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支撑。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传承人的权益却仍然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论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具有可以创新非遗项目传承人制度、创新非遗文化传播途径和实现非遗资源的整合利用等价值;目前荆州非遗数字化保护面临传承危机、受众危机和保存危机等问题;荆州要通过建立并完善非遗资源库、构建非遗数字化博物馆、形成立体化数字传播渠道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     

东莞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调查研究

人以文传,文以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与承的合体,传承人是非遗传承的核心,传承人的生存和保护情况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一背景下,以东莞市非遗传承人为研究的切入点,立足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充分发挥田野调查的作用,对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与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对传承人保护以及培育进行探讨,提出政府要培养青年传承人、壮大非遗传承人群体、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以及生活保障制度等,以期促进“见人见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及传承

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丰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标准,已被列入滁州市级以上的非物质遗产名录的项目共计49项。以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手段、范围与力度,也已不能适应皖东地区人文旅游发展的客观现实。目前皖东地区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受众性不强、原真性缺失等问题。根据皖东地区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的各自不同特点,提出民间美术观赏类,民间音乐、歌舞、曲艺、戏曲、杂技等表演类,传统手工技艺类,民俗类非遗项目因类而宜的保护传承策略。     

季海波:唤醒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

正人物名片季海波,温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浙江省非遗保护专家、浙江省文化厅优秀专家、浙江省文澜讲坛客座教授,从事非遗保护不遗余力——投入廊桥申遗保护工作,使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廊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曾带队完成三座国宝廊桥的修复,获2017年度"感动温州十大人物,2018"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弘扬泰顺"四大木偶",大力推进泰顺民俗活动;组织发掘和申报各级非遗项目,6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15     

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对策

武汉市加强非遗保护条例、管理办法的建设与实施,促进了非遗项目和保护基地的申报和建设,促使非遗项目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不断深入,非遗项目国际国内交流传播活动广泛开展,非遗项目的开发、研讨和大众传播蓬勃进行.武汉市非遗保护工作全民保护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依然较为严重,非遗保护的规范还需确立,非遗的生存环境保护有待改善.武汉市非遗保护工作作为个案,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对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认识误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和项目保护上,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类陷入了一个误区。许多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只有84个,占全部1028个项目的8%,与80年代搜集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文本(故事184万篇、歌谣300万首、与700万条)和民间实际的蕴藏量极不相称。作者举出20世纪80年代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五个大区的91个"常见故事"和"故事类型",一个也没有被地方申报,故而一个也没有能够进入名录,得到国家层面上的保护。民间文学传承人只有32名,占全国进入名录的777人的4%。许多著名的作品没有进入国家级名录,使国家级名录的权威性受到损害。亟待在理念上和实际工作上作出调整。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

非遗保护,特别是在基层部门的保护实践中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即缺乏整体性保护理念。"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中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数量均居全省之首,对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少数民族非遗整体性保护要重视"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这三者与非遗水乳交融、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村落文化是非遗的载体,活态文化是非遗传承的水系,而文化空间则是非遗生发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