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相煎急--试析贾尔斯对卡尔斯罗普《孙子》译本的误读

复译将竞争机制引入同一部书的翻译,同一名著的不同译者之间存在着争夺读者、争夺市场及争夺翻译史地位的竞争.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结构邀约着众多译者解读,其中英文译者即多达数十位,译者间的竞争极为激烈.卡尔斯罗普是最早将《孙子兵法》译入英语世界的译者,紧随其后的的贾尔斯对其译本百般挑剔,提出了“近乎无礼的”批评.这种批评本质上是后世译者对前驱译本的误读,其目的在于扭转竞争中的迟到劣势,廓清自己的阐释空间.     

《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历时性描写研究

霍姆斯与图里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为典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典籍英译,全面客观地描述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译者的策略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翻译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对翻译有更深的理解和正确的定位.自1905年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至今,百余年间共出现三十余种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孙子兵法》的重要译者及优秀译本进行分析,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要共性,探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及译本产生的影响,是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的积极尝试.     

《孙子兵法》英译本译者主体性蠡测——以翟林奈、闵福德二译本为中心

译者主体性作为翻译活动得以完成的根本保证,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选取《孙子兵法》翟林奈译本和闵福德译本中的译例,从底本选择、体例编排、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四个方面,试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     

《孙子兵法》译史钩沉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之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缺乏对最新外语译本的关照,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以及外译情况与重要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全面梳理该书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具有必要性。《孙子兵法》翻译史有六大特点:其翻译是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外语译本问世之前,该书既已广为流传;其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     

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探索——《孙子兵法》译本个案研究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将中国经典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典籍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角度,对《孙子兵法》这部军事领域的重要著作进行个案研究。《孙子兵法》自1772年被首次介绍到西方社会,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在近一百年中,中外译者出版了大约有十五个不同的译本。本文所选择的两个英文文本分别是由翟理斯和中国译者林戊荪所著的。经对比译文本,发现了其各具特色。对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在选择文本、阐释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原则,以及确定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技巧这四个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期望借助译者主体性的理论视野,对于《孙子兵法》的译文的分析能够做到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并能反映出各译文的特点论明翻译中的内涵及其原因。     

《论语》外译的传播学视角研究

《论语》外译迄今走过了四百余年的历史,对其的评论研究也层出不穷。然而,以往的研究多以译本本身为对象,忽略了译者及读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论语》各种形态译本的译者及读者,译者就是传播者,读者就是受传者,《论语》译者在选择文本及翻译策略时受到"守门人"的操控,同时译者的可信度影响译本的接受,而读者选择性心理的多样性和历史性也是制约《论语》传播的重要因素。     

《一千零一夜》之译者主体性研究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该研究对清末民初一直到当代《一千零一夜》众多译本中有代表性的译本做了历时性描述,围绕周桂笙、周作人、奚若、纳训、郅溥浩译者们的译本序言做了一一介绍与讨论,借由译序比较可靠的文字材料考察了译者的主体性在对原作的选取、对原作的评价、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读者意识和文化身份等方面的表现,不仅弥补了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对《一千零一夜》译者序言的缺失,而且对丰富和发展《一千零一夜》文学经典具有开创性意义。     

规范、个性与译者价值观：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孙子兵法》两译本研究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翻译是规范制约下的行为。但译者作为自主的个体，有选择翻译策略的自由。翻译规范形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可由文本资料与超文本资料推导而成。格里菲斯、阂福得的《孙子兵法》两英译本分别以“军事战略”和“生活文化”为中心予以阐释。格译本乃是格氏及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西方战略家集团敏锐地感到西方传统军事思想已无法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他们探求一种使《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同西方传统军事思想融合互补的道路，这一翻译意图和期望规范背后的动力是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闵译本对《孙子兵法》作的“生活文化解读”以及对孙子“兵者，诡道”思想的批评，所代表的期望规范背后的社会动力乃是人文主义价值观。     

伪译现象对于翻译的启示

伪译作为一种翻译现象,其归属问题一直都有争议。根据图里所给的定义,伪译是"假译真作",即在翻译的表象下进行的创作。伪译可以为翻译提供如下两点启示:其一,译介和传播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该译本能否在目的语系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译本一旦产生就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其二,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过程中具有主动性,译者可以利用翻译规范对于读者接受和译作批评进行操控。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译本之比较分析——基于“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本文以严复的"信、达、雅"为导向,对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译本,即巫宁坤译的和姚乃强译的两个译本作比较、评析,旨在洞察不同的译者对原著中的几个小细节的不同解读,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     

翻译美学视阈下《瓦尔登湖》徐迟译本评介

《瓦尔登湖》（Walden）是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经典文学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中国译者徐迟首先将其译入国内,译名为《瓦尔登湖》。此后不断出现译者和译本,《瓦尔登湖》一度重译,频繁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重译《瓦尔登湖》的热潮,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翻译界对《瓦尔登湖》汉译本的关注。通过将徐迟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美学新视角切入,对《瓦尔登湖》译文之美进行解构,分析其中作为变量的美学因子,以期为研究《瓦尔登湖》做出一点贡献。     

从《促织》的英译本对比中西译者译风的不同

《促织》是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从词汇、句子结构和理解三大方面对比分析著名翻译家张庆年和丹尼斯、维克多等的两种译本,体现中西译者作为不同的翻译主体的不同的译风,分析其译风不同的客观原因,以期对国内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有所启发。     

语料库批评译学视阈下的《道德经》英译本性别意识研究——以人称代词的显化为例

在语料库批评译学的框架下,自建包含35个英译本的《道德经》英译语料库,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道德经》及其英译本中的"性别意识"问题.结果表明:《道德经》文本中存在不少"性别概念",英译本大多能对其进行对等翻译.通过对不同译本中区分性别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使用频次的考察,发现英译本中阳性人称代词(Mpp)和阴性人称代词(Fpp)的使用频次受到译者性别意识的影响,而非译者性别.进而将Fpp的4个量值水平以及Mpp与Fpp的相对关系(6类)作为判断《道德经》译本性别意识的指标,认为《道德经》的众多英译本构成了从男性意识到女性意识的渐变群,各译本根据其程度不同分散在此渐变群上.     

《孙子兵法·计篇》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古代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和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其影响范围已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它对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外交策略的影响也较为广泛和深刻。《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主要是依靠其英译本的作用。其中以英国汉学家贾尔斯和中国翻译大家林戊荪的译本流传较为广泛,许多外国读者都是通过这两个译本来了解《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中有大量包含特殊民族文化的文化负载词。这些文化负载词反映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内涵。由于在英语中找不到与其相对应的词,这些特殊的文化负载词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极大障碍。文章通过对中外两译家译本的比较研究来讨论《孙子兵法》误译的原因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策略,以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尤利西斯》“前景化”语言汉译比较

《尤利西斯》独特的语言特点是使用了大量的"前景化"语言,这样的语言表现艺术为读者提供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对"前景化"语言的翻译直接考验着译者语言艺术再现的能力,金隄译本和萧乾、文洁若译本对《尤利西斯》"前景化"语言和前景化句式的不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风格迥异的译本,体现了译者所持的翻译观和翻译原则等译者个体诗学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这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曹靖华与《铁流》

《铁流》汉译本,出自曹靖华先生的手笔。他是我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俄苏文学的“拓荒者”和“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之一。他是传播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辛勤笔耕一生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他的译作《铁流》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铁流》是名著、名译。我们所见到的三种译本都是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的第一个译本是1931年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重校于1971年(1973年出版)。这样一本经过同一译者多次修改、校订,而且从初译到最后一次重校历时四十年的译者是难得的,便于我们对三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偏见与误读——闵福德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解读

本文从文化翻译中的偏见与误读入手,介绍了闵福德译本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误读,阐述了孙子兵法诡道的科学内涵,从西方意识形态、译者的知识背景和能力以及翻译目的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导致闵福德译本产生误读的原因.     

从《红楼梦》经典英译看译者修辞认知

翻译无不渗透着译者,既是读者又是译语表达者的修辞认知。从译者修辞认知入手,分析《红楼梦》三则性爱描写片断中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的英语译文。译者从源语到目的语转换过程中,有意识地在译文中融入了对原文自我个人主观的阅读认知,在译入语中呈现出为目的语的受众所接受的普遍再阅读认知。译者修辞认知在把握原著语言风格、再现译本翻译风格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接受美学视角下《乌衣巷》三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接受美学理论的出现,将文学鉴赏的重心转移到读者,同时带来翻译中译者地位的重视,在“作者→原著→译者→译本→读者”这一翻译模式中,译者双重身份使得其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得诗歌翻译出现因人而异、百花齐放的场面。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对比分析《乌衣巷》的三种译本,评价各个版本的得失,以期为中国诗歌的英译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