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破产重整制度是预防企业破产清算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是破产立法从清算型债务清理制度向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变革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我国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破产法》规定的企业破产重整制度,使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得到了很大完善,但同时也存在适用范围过于宽泛、批准重整计划的条件不明确、一些重要原则或机制存在缺漏或缺陷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以期我国的破产重整程序能真正实现诸方利益与共、诸方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初衷。     

法院功能的异化与刑事上诉制度

法院参与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在于以中立的身份发挥定纷止争的功能,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刑事上诉程序发挥法律解释、司法造法、司法决策等功能。只有在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的情况下,刑事被告人才有可能在上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救济。但在中国,司法权被异化为惩罚犯罪的一种工具,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公检法三机关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专门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刑事上诉制度不是发挥救济的功能,而是起到了补充惩罚犯罪的功能。我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完善在逻辑上需要实现裁判权的回归。但在司法工具论语境中,要想恢复法院的本来面目,剔除一些强加在法院头上的本来与司法裁判不相匹配的功能,使法院从惩罚犯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     

企业破产中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处理方法研究

平衡各方利益为解决企业破产中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点。实践中,传统的待履行合同方法因未能顾及知识产权的特性而难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允许被许可人在许可人破产、破产管理人拒绝履行合同时继续使用知识产权,而对被许可人破产时破产管理人能否承担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义务有假设性测试真实性测试字面含义测试三种解决方法的争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在破产法司法解释或相关法规中构建企业破产中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法律制度。     

公司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功能定位与权责配置

公司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具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功能。前者在于激励公司经营控制权人及时申请重整,并保证重整期间公司经营的效率;后者在于通过保存公司治理结构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激励利害关系人在进入重整程序前进行充分的缔约谈判。若要充分发挥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功能,必须构建用以支撑其功能的权责配置体系。美国法的经验于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弥补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在功能上的不足,可借鉴美国法的经验,对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进行重构。具体的对策包括：明确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适用范围,划定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与管理人的权责界限,健全对公司经营控制权人的权力制约机制,并同步推进重组协议及预重整制度与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完善。     

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功能解读及其调控研究

本文采用辩证法的分析框架对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功能进行解读:领导干部价值观的正功能主要表现为价值认同、行为指引、软性激励、规范约束等方面,其负功能主要表现为促使价值目标偏离、政治资源流失、引发领导腐败、增加领导成本等。加强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功能调控,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其正功能,有效预防和抑制其负功能,着力从价值目的、执政方式、制度监管等方面强化功能调控。     

论行政道德的政府行为调控功能

行政道德本身所含的强烈政治属性、较高原则性、内在责任性、明显示范性,彰显其主要的调控功能。通过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道德立法”、健全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开展行政道德教育、建立行政道德调控的弹性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可以促进行政道德的养成,最终发挥行政道德的调控功能。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行看,法院内部存在着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性质的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的存在是导致法院审判管理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根本原因。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二维管理制度体系,在区分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两种性质管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雏制度体系,实现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     

城市功能调控人口规模的实践效果反思

利用城市功能定位调控人口规模似乎是学术界为解决城市病开出的一剂良方,但实施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功能定位与实际发展存在巨大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然和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城市功能依附于行政功能而叠加,市场机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的双重作用又强化了这种趋势,从而导致城市功能定位多是纸上谈兵,城市在实际发展中普遍存在"大而全"倾向,城市特色消失,产业发展趋同,本可以通过城市功能定位调控人口规模的理论机理在现实中失效。为此,提出改革政府政绩考评制度,减轻城市发展对经济规模的过分依赖,回归城市本色;剥离其他功能对行政功能的依附性,促进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积极平等的城市发展环境等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式的公共政策法院——以我国法院对金融案件的处理为例

承担政治性职能是现代法院的一个普遍特征,中国法院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也积极主动地发挥裁判案件之外的功能,只不过我国法院在实施公共政策方面的作用是通过显著的中国特色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政治性功能集中表现为在裁判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及其他司法行为过程中融入政治性的原则和标准;其二,政治性职能发挥的载体主要是法院制定的解释、批复、通知、调研报告等;其三,各层级法院都有通过司法权力的行使彰显其政治功效的强烈愿望。这也反映了其中蕴含着的潜在问题,并因此导致了司法体制未来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研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不确定性和易变性、社会性和扩散性、危害性和破坏性。公共危机事态下所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色彩;疏忽大意,轻信流言,心理失控,过度恐慌,群体性应激反应。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加快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体系建设：二要进一步加强危机时期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三要规范媒体行为,强化媒体积极作用;四要提高民众危机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     

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约——以赋予法院形式裁判权为核心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色之一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这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诉讼公正.赋予法院对强制措施、强行侦查措施、不起诉和起诉的形式裁判权,是实现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纯化法院的功能,改革法院体制,增加对法院人力、物力的投入,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正确理解和适用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在１９８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就已确立了法院调解的原则，并规定了法院调解的程序。虽然，在民事诉讼中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世界立法中并不少见，但像我国这样，将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加以规定的，遍寻难见。由此可见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审判中具有独特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功能，其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也有鲜明的特色。一、法院调解的含义、价值理念和功能…     

论智慧法院中的数字正义

数字正义是数字时代公平正义的追求方向。智慧法院作为数字正义的重要践行者,其推进历程无不紧扣数字正义的基本要义,从我国智慧法院的创新实践中可见一斑。溯源根本,数字正义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先进性与时代性,呈现出基点、进路与目的三者的线性逻辑。智慧法院中的数字正义是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及世界智能司法推进的理论渊源与支持。鉴于此,数字正义对现阶段智慧法院审视出技术异化、系统封闭、规范不适与主体弱化的分层风险,并为其全面推进提出优化权利保障、畅通平台互联、加快规则衔接与明确主体地位的回应治理。     

论内心听觉对歌唱艺术的调控功能

通过对歌唱内心听觉理论价值的关注,认识到歌唱内心听觉对歌唱活动的调控作用,内心听觉对歌唱发声技能形成的调控作用.在此基础上,主张声乐教学的实践重点应该为:构建个体独特的歌唱表现模式.     

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公共管理的视角

从2003年SARS危机到禽流感事件,到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再到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文章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分析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多元关系,以及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和功能。     

论管理在生产力系统创新功能形成中的作用

管理作为一种生产力因素，是在生产力系统创新功能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这种作用表现在：它不仅是联结生产力各要素形成创新功能的前提，而且是将生产力各要素的潜在创新“能量”转化为现实创新“能力”的条件；不仅是运筹生产力各要素创新能力的手段，而且还是进一步扩张生产力系统创新功能的内在活力。     

论司法创新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功能、条件及限度

司法对社会管理具有维护利益表达、促进政府法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作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司法创新能够实现能动司法及司法效用最大化、调节和化解社会新的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引导和优化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要发挥司法创新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司法创新还须遵循一定的条件和限度。     

法院内部组织制度改革研究

法院的内部组织设置是否科学、有序不仅关系到法院的内部组成人员能否有效率地开展工作,还会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现代法院内部组织设置应当遵循审判与管理分离、以审判活动为中心、以法官为中心三原则。我国未来的法院内部组织改革中,应取消业务庭的行政职能,将从事立案事务的立案庭纳入行政管理组织之中,将执行事务从法院系统内部剥离;应处理好法院内部管理组织与法院外部管理机构的职能分工,充分发挥本院院长与上级法院对法院内部行政管理的指导作用,使法院行政管理组织的职能应当从行政管理彻底转向为审判活动“服务”。     

妥协的产物:海牙公约中的不方便法院条款

在拟订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时,对是否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大陆法国家主张摒除不方便法院原则,英美国家则主张尽可能地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最后公约草案采用了严格的方法,把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例外条款而存在,只有在受理法院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且替代法院是明显的更为适当的法院时,才能运用该原则.公约草案充分地协调了两大法系的不同实践,顾及了普通法国家的灵活管辖传统和大陆法国家不得拒绝司法的宪法性问题.     

国内法院受理跨国案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内法院受理跨国案件的范围日益扩大,也遇到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国内法院首先需要把握国际豁免和国家行为理论的发展,在限制豁免理论对扩大受理范围的要求与尊重国家主权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国内法院还需要权衡案件与本国最低限度联系的原则和案件涉及跨国案件当事人"对一切"义务的原则;在受理依照国际法对本国政府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时,更需要克服来自本国行政部门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