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

还珠楼主(1902-1961),本名李寿民,中国武侠小说大宗师。著有武侠小说36部:《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11部出世仙侠(剑侠)系列小说,述正邪两派剑仙间善恶之争,文笔华美,极富诗情,想象瑰丽,气势磅礴,融儒、道、释三教哲理于一炉,寓意深远;《云海争奇记》、《兵书峡》等25部入世武侠小说,提倡崇善除恶、孝友义侠,表彰人的价值尊严。还珠武侠对郑证因、朱贞木、梁羽生、金庸、古龙等均有启迪之功。     

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

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家中,朱贞木是一位重要作家,但多年来由于其小说散佚难觅,生平资料发掘甚少,对于他的研究一直滞后于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等与他同时代的武侠作家.朱贞木是具有探索精神并已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尚未大成的武侠小说家.从还珠楼主到金庸,从民国旧武侠到港台新武侠,朱贞木是一位关键人物,其小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20世纪武侠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与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核心

目前的武侠小说研究,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困境。由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武侠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研究模型,在还珠楼主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现。1932年在天津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还珠楼主,迅速超越了1920年代南向北赵的创作模式,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他以“第二世界”为核心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实践论诸方面建立起了武侠意识形态子系统,以奇观叙事为核心的成长体验、正义迷局、奇观异境形成了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场景中心的武侠形式建构子系统,以武功法宝和江湖世界建构了武侠专门知识子系统。还珠楼主长达20年的武侠小说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的生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侠”梁羽生与爱妻林萃如的婚恋

梁羽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他的作品风靡整个华人世界,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界"泰斗"。然而读过梁羽生作品的人很多,但了解他婚恋、家庭情况的却很少。其实,"大侠"梁羽生的婚恋、家庭与他的事业一样,既生动有趣,又充满了传奇色彩。     

不看续集

(2005年江苏卷,话题“凤头、猪肚、豹尾”)文学如今是越来越不景气了。从卡西莫多对艾斯美拉达悲怆人心的爱情,到时下琼瑶笔下愈来愈滥的《还珠格格》Ⅰ、Ⅱ、Ⅲ、Ⅳ中男女主人公千篇一律在呼天抢地;从美国土地上那杆掀翻海明威的双筒猎枪和圣提亚哥手中那柄折断的鱼叉,到金庸、古龙、梁羽生、还珠楼主那些似曾相识的江湖情愁;从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和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到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的哗众取宠……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这是文学的悲哀。的确,琼瑶初出道时的缠绵悱恻,委实凄婉动人;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委实大气…     

还珠楼主及其武侠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作为"北派五大家"中"奇幻仙侠"一派的开创者,还珠楼主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自其作品问世以来,相关研究绵延不绝,以时间为线索,可分为发端期、深化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研究视角由阶级分析转到作家作品,后又引入叙事学等视角,渐趋多元;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作家经历探究、作品思想内容分析、作品源流探析以及文学理论视域下的作品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探究了还珠楼主作品精义之所在,丰富了其作品内涵,为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提供了参考,对此后的武侠研究也极具指导意义;但不可忽视的是,21世纪以来,还珠楼主研究在内容上多拾前人牙慧,明显呈现出后劲不足态势,如何在名家辈出的"武林"中别开生面,是后继者首要思考的问题。     

还珠楼主“小人国”母题的社会生物学意蕴

“小人国”是还珠楼主在“长寿村”“安乐岛”之后的又一“异空间”设置。以凌云凤和驼女两人视角,展示“小人国”外在种族特征和内在社会结构：身形如孩童般短小,有着世俗社会的尊卑等级秩序和道德一统的社会空间理念。以剑仙世界丛林法则与道统合一的存在准则,一反生物进化的不可逆性,“沙沙”和“咪咪”等小人在“物理”调治下恢复人类语言功能,又在法力掌控下于幻觉中经历数世轮回并长大成人,进而成为剑仙重构理想社会的得力帮手。还珠仙道理念统摄下的宗教共生空间观,不同于传统文献及《格列佛游记》的“小人国”理念。还珠“小人国”是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演进中的“过程”,不仅生命个体可以恢复远古最佳状态,社会结构亦可整合重建复兴。     

当下武侠小说阅读关键词分析——以2014、2018年武侠小说阅读调查为中心

武侠小说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学及文化记忆之中，从港台新武侠到大陆新武侠再到网络武侠小说，载体的变革为武侠小说创作及接受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极大地拓展了创作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活跃地参与其中，以“默默的强势”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以2018年武侠小说专题调查为中心，兼及2014年通俗文学综合调查，分析当下武侠小说读者的阅读选择，发现当下武侠小说阅读中，金庸作品的阅读及接受仍是“侠之大者”，其作品的流行、经典化和意义生产，都是当代武侠小说的标志性事件；在从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为代表的纸媒武侠阅读到网络武侠阅读的变迁过程中，读者的年龄、性别在阅读选择中差异显著；当下网络文学中出现的泛武侠化，一方面与作者创作的媒介机制和读者阅读心理机制密切相关，更与“原侠”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隐喻、文化符码及心灵投影的文学表现。     

论“传统派”与“新派”之外的现代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发展倒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此后二十年间,武侠作家达数百之众,流派众多。即便是在金庸的“传统派”和古龙的“新派”一统天下的时代,也依然门派林立。至金庸封笔,古龙逝世。“传统派”和“新派”逐渐衰微,原归附二派旗下的许多作家纷纷独立,武侠小说苑中更呈现出诸候割据局面。 在“传统派”和“新派”之后,对武侠小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气势派”“血腥暴力派”、“温和型新派”等流派。以下本文着重就这些流派作粗浅的论述。     

三十年来古龙研究的多方位透视——兼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类型知识体系

古龙是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台湾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以“求新求变求突破”为创作宗旨,在武侠小说的主题、叙事、语言等方面开创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古龙研究已走过30年,古龙的生平创作和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都得到了细致的探讨,出现了现代观念、文体创新、金古比较、创作影响等热点议题。现代性视野的进入和研究方法的丰富,使古龙研究获得了领域上的拓展和学理性的提升,但总体上看甚显杂乱、不成体系,面临着类型学上的困境。探究古龙小说类型特征发现：现代都市平民生活体验的武侠意识形态,是市民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产物;侦探推理模式和“浪子/游侠”模式形成的武侠形式结构,体现了事件中心建构方式到人物中心建构方式的转变;古龙武学和市井江湖组成的武侠专门知识,革新了传统武功设定和江湖背景构建,三者共同构成古龙小说的类型知识体系。     

对“士贰其行”中“贰”字的考辨

对《诗经·卫风·氓》“士贰其行”中的“贰”字,历代名家多所训释,但举其要者却只有两家:一是东汉的郑玄(唐孔颖达附合其说),一是清代的王引之。郑、王二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当代各家或宗郑玄,或本王说,形成了一个双峰对峙,各不相扰的局面。然精审郑、王二说,似乎皆有不妥之处,人们应该对这个“贰”字有一个新的、更合于当时语言实际的认识。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郑”“卫”情诗之比较

“郑”、“卫”情诗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都是以爱情婚姻诗见长,但在主题、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篇章形式上各有特点。郑风对爱情的讴歌大胆、热烈、率真,诗的风格爽朗明快、活泼、洒脱;而卫风往往是写爱情婚姻中不如意的事情,思想感情较为沉重,诗的风格多为哀怨忧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郑、卫两国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评《“五恶”疏证》

《“五恶”疏证》,是赵纪彬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一篇黑文。他以“权威”的身份,装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面孔,给少正卯披上“法家先驱”外衣,为“四人邦”篡党夺权编造历史依据。攻击的矛头,明确而集中地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在“四人邦”喧嚣一时,蛊惑人心的反革命舆论中,起过独特的作用。欺骗性强,流毒较广,必须继续深入地揭露与批判。烦琐考证愚弄群众《“五恶”疏证》中的五恶,即: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传说孔丘根据这五条罪状,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这几句话,最早见于《荀子·宥     

历史”的逃逸、“自然”仿像性与 “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十几年的实践中,历史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武侠”丧失内功的主要症结。这种缺失,一方面导致武侠电影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通过“自然”的仿像性实现对“历史”的改装和消费;另一方面,历史深度意义的丧失和景观造成的大众价值观的自我殖民,也进而为各种意识形态在武侠文本中的肆意畅行进行美学护航。以《聂隐娘》《师父》为代表的“作者化”转型,能否成为武侠电影的出路选择,同样值得商榷。     

“柳治微”应为“柳诒徵”

郑骏写了一则简讯,题目为《江西出版〈国学大师丛书〉》,全文如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国学大师丛书》,这套丛书现已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全书1600余万字,第一批7种《熊十力评传》、《马一浮评传》、《柳治微评传》、《蔡元培评传》、《黄侃评传》、《冯友兰评传》、《康有为评传》等已陆续付梓。”以上消息载1992年7月4日《文艺报》第4版。这是十多年前的旧报纸,不知消息见报后有无更正,这里,“柳治微”错了,应为“柳诒徵”。柳诒徵先生(1880-1956)字翼谋,号能稼楼主,晚号劬堂,江苏镇江市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打造“好人之城”

半个手掌大的红色证书硬壳上,写着“阜宁好人证”五个烫金大字。不久后,凭着这个红色小本,江苏省阜宁县的256名“好”就能够享受到免费乘坐县城公交车、免费游玩县内景区、免费用电15度等多项优惠待遇。“好人”如果创业,可获得50万元以内的创业担保贷款。当然,如果有参政意愿,还可在党代会、人大、政协换届时,享受—定政治优待。     

“昭假”新解

一 “昭假”一词《诗》凡五见,究为何义,古来言人人殊。更有甚者,同一人而不一其解,可谓扑朔迷离矣。试以郑笺为例: (1)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雅·云汉) 笺:假,升也。……天上光耀升行不休,无自赢缓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