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收益最大化是其制度变迁中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动态优化的特征,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租金收益与税收收益的最优组合.由于中央政府追求目标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利益以及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等原因,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国有银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与政治银行家的利益达成一致,以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及整治对策--一种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失衡现象,内在原因就在于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的组成人员--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加强对这种自利行为的约束对策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决策制度;改革现行干部评议、晋升、薪酬和问责制度;规范公共事业听证制度;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公共支出均衡”的分析：中国样本

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公共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存在着均衡态,即公共支出均衡.不同于市场均衡,公共支出均衡意味着在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约束下经济效率目标与公平产品目标的同时最大化.从均衡视角评估公共支出结构正是经济学对政府支出定位的应有之意.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较长时间序列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公共支出中各支出项目对HDI的边际贡献率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这说明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在长期中表现出均衡改进的特征.而各支出项目边际贡献率变迁趋势的差异性则表明依照均衡原则调整并优化我国公共支出结构是亟待之需.     

权力交易现象的制度分析

本文从分析官场经济人行为动机与行为选择路径的制度约束条件入手,探讨了权力交易这一特殊的政治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认为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公共生活秩序的紊乱,特别是权力运作刚性约束机制的短缺,以及由此产生的寻租活动的泛滥,极大地扩大了公共权力潜在的个人效用,导致官场经济人把最大限度地占有权力资源视为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的根本途径。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选拔委任体制所固有的垄断性、封闭性、非竞争性及人治式运作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客观上又使权力交易成为官场经济人扩大权力资源低成本、高收益的策略选择。     

二元竞争、政府悖论与要素扭曲——基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特征的揭示

诺斯的政府二元悖论认为,政府既有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也有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目标,而后者无疑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在转型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确实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而扭曲了要素市场并引致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中国的实际,构造了一个政府效用函数来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发现地方政府越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国有部门给政府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小,这就会缓解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政府越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要素扭曲就会越严重。此外,由于国有部门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工具,而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竞争,又一定会产生要素扭曲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性质定位、行业选择和相关金融政策

一、国有企业并非一般企业：国有企业的性质定位从理论上分析，众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主体间的完全相互竞争并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借助国有企业弥补市场失灵或市场不足是轻济发展的内在必然。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其典型特征是目标多元化，或者说国有企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经营目标，而是突破了企业的一般利润界限，超越了私人资本对单纯盈利的追求，以生产那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或不愿生产却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克服由“外部性”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现象，弥补市场缺陷…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资源枯竭型地区发展转型:居民效用视角的解析

运用效用理论推导出了向右上方倾斜的环境要素供给曲线.通过对环境要素曲线的分析,认为资源枯竭型地区发展转型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枯竭型地区居民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     

“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

本文以“逆向软预算约束”概念概括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地向所管辖区域中的下属组织和个人索取资源的行为,并从组织分析角度探讨这类现象产生的渊源:在微观层次上,干部晋升制度的机制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基层政府官员追求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的短期利益,为不断突破已有预算约束、追求预算外资源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次上,组织制度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政府官员的共同利益联合而难以有效运行,自下而上的企业或个人的抵制活动因组织程度的不对称而无法奏效,而权、责、利三位一体在实际运行中的分离导致责任目标制度的失败。因此,宏观组织制度难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约束。     

试析委托-代理视角下的政策执行规避

在委托一代理理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经济人,行为目标都是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时,由于利益的相互冲突,代理人便可能利用委托人委托的资源决策权谋取自己的利益,即可能产生代理问题.事实上,在政策执行中,执行规避的产生根源正是由于负责政策制定的委托人一中央政府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代理人一地方政府之间利益不一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政策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调整,最终使政策在执行中走样.     

基于博弈视角的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用与行为研究

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在全国蓬勃开展,但作为城镇化公共投资的主体——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也一直为人诟病。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由于公共投资外部性和地方官员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致使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投资结构与社会福利最优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从而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公共投资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文章最后建议以征税和补贴措施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来优化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决策与行为。     

所得税制度对个人捐赠行为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假设捐赠者符合经济人特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运用多属性效用决策方法,构造了捐赠者的效用函数及预算约束曲线,从理论上分析探讨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对捐赠者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为开展个人捐赠行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模型.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思考

区域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外,还存在如下自身特点:一是受益范围的限定性和溢出效应的明显性;二是需求的多样性和供给的复杂性;三是生产的规模性和消费的选择性。地方政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是,限于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囚徒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确定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以实现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目标。     

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中政治资源配置的理论借鉴与回应路径

政治资源配置对于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下,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配置面临着政府效用与公共效用、碎片化与共同利益、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角色扮演与角色规定等诸多矛盾.资源依赖理论、网络理论、多中心理论对于区域政治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消解难点,优化区域政治资源配置的回应路径是:构建区域公共政策网络、完善多中心的区域公共治理机制、推进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失配及其协同策略分析

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从经济领域带到了政治领域,政府也持有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观念,其行为目标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在这种政府经济人法则的潜在驱动下,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往往忽视公共产品提供的可及性目标,而追求获取公共产品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和利益,追求最大效益的公共产品物质符号价值。于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不是体现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需要和适应农村实际条件的公共产品实际价值,而是更多地体现出了政府“经济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物质符号价值。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价值失配问题,要尽可能地在价值匹配上实现公共产品的多重价值评价标准建构和契合、设计完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从转化维度建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协同。     

委托代理视野中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政府信用的实质是政府如何履行与公众达成的潜在政治契约。政府信用既涉及政府追求公共效用目标的诚意,也涉及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它体现了政府作为政治代理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委托人的意愿。建立信用政府的重要前提是通过建立现代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落实政治代理的选择机制,控制政治代理的“道德风险”,保障政府信用责任与信用能力的相对平衡。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泛经济人假设与激励制度设计、应用

古典经济人被假设为只在经济利益上追求最大化,无法解释一些利他行为,于是逐渐发展为新经济人假设,即经济人不单纯考虑经济利益获得和支出成本的比较,同时对诸如荣誉、道德谴责等心理效用方面也进行综合考虑,以作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在新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拓展的泛经济人假设则更具实际意义,尤其在社会激励约束制度的构建方面。